主体性、谱系学和身体——福柯对尼采哲学的接受

福柯整体的思想方法来自尼采,福柯曾说,自己只是运用尼采的哲学方法思考了一些历史,福柯受尼采影响最大的是尼采的谱系学和透视主义.尼采和福柯的哲学实际上都是对现代的主体性进行反思.福柯的思想的起点是我思和疯狂史,尼采曾说,笛卡尔禁闭疯癫,这直接给福柯提供了思想灵感.福柯走出现象学和存在主 .义主要借助了尼采,在尼采的启发下,福柯对身体现象学进行了深入思考.     

自由的向度——福柯与德勒兹的思想共振

作为战后法国思想界最耀眼的哲学家和学术明星，福柯和德勒兹曾相互欣赏、共同促进，促成了一种自由哲学的良好互动以及纯粹智识的交相辉映。对这两位思想家而言，“自由”绝非一个梦幻般的政治性术语，也绝不是一切意识哲学的栖息地或避难所——它应当(且必然)是一种源于生命本身的本真性“体验”。福柯和德勒兹从尼采那里寻获“生命”和“力量”之箭，他们将其掷向远方、越向外界，从而使思想最终走向“未思”、未知和遥远的“域外”……这既是一种走出自我之狱、“关心自己”,以及建构新“主体”的繁复实践，也是一种弥合主客二分之窠臼、恢复感性和生命的本质意义，以及实现思想自由脉动的当下化尝试(或现实操演)。在这一立场之下，“域外”成为“生命”和“自由”的起点与归宿。终其一生，福柯与德勒兹都坚持在这一层面深入探索，而这不仅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自由哲学家”,也使得法国当代哲学获得了新的面向和生长点。     

哲学思维的跨文化转变——卡尔·雅斯贝尔斯与跨文化哲学的挑战

今日全球化这一世界境况要求哲学思维的跨文化转变.跨文化哲学指称一个新的哲学工作领域.跨文化性概念标志一系列文化相遇的基本范畴:文化身份与民族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特有性与陌生性以及跨文化解释学等.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计划是一种理念、假设、路标、目标和一种普遍的哲学交往过程,因此,世界哲学并非有朝一日可以存在于客观形态的某种统一理念之中.雅斯贝尔斯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摆脱了所有排他性的绝对效应要求,在开放的视域中,提供了人类能够借以理解自身不同来源的一座平台.     

司法哲学的本相

司法哲学是法官涉及法律、司法和法治认知的一套综合性理念和思维,而决定法官司法哲学的是其司法权认知。传统的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无意志,是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政制理念;现代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有意志,认为司法权系一种权力存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就建立在此认知基础之上。司法哲学与司法价值中立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法官应尽可能地适用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当以克制适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为司法哲学之基本要义和最高原则。     

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史研究

观念史的研究是对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合法性的论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合法性就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和外部的质疑.面对这些质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对自身的思想变革、尤其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思想历程进行系统的观念史研究.因此,以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逻辑起点,对马克思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形成的新观念作一起源和理性结构方面的考察,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30年间所经历的哲学传统变革和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对于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前景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     

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     

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     

现代哲学的"划界方法"及其理论意义

"划界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在现代哲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超越了"两极"方法的"还原主义"与"化约主义",打破了哲学传统中"两极方法"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为人们重新思考和解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各个层面的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划界方法"显示着哲学智慧全方位的一次转型,体现了现代哲学开启新的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essential tension： on the distinction of ideality and actuality in Marxist philosophy

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哲学倾向,一种是将现实性与理想性加以混同的柏拉图一黑格尔哲学传统,另一种是将二者加以界分的亚里士多德-康德哲学传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背离了将二者加以混同的前一传统,但后人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却又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了黑格尔主义传统。这种回归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在根本上并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倾向,且在现实生活中还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因而在理论上就十分必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在此问题上的界限。     

文化哲学在新世纪的学术使命

在 2 1世纪已经来到的时候 ,文化哲学的研究者在新的世纪应该有更新的思考和学术作为。为此作者提出文化哲学在新世纪的学术使命。文章第一部分主要从学科的对象比较与方法比较的角度 ,阐述文化哲学的学科定义和特征 ,认为文化哲学是哲学而不是文化学 ,认为文化哲学研究是哲学的事业。文章的第二部分认为 ,文化的根本特质是“生活”。作为人类的全部生活样式系统 ,文化具有自己的自足性特色和规定 ,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 ,哲学并不一定都是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所以 ,哲学是文化的派生物、附着物。探讨哲学的文化属性 ,是研究哲学的真正基础工作。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哲学的研究对象———存在和理念———的文化性质。指出哲学理念实际上是文化理念 ,哲学的抽象实际上是文化的“合象”。文化哲学应该研究文化间的哲学冲突与融会的可能性。这一迫切的崭新事业 ,首先要求建构中国文化的当代基本哲学理念。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Holistic Study of Marxist Doctrine—The Inner Logic and Implications of Marx's Philosophic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 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在马克思 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来 的,即：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系统,同时在超越政 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 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马 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 方法论启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 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其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其学说的整体 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其哲学。为此,就必须形成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 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

关键词: 哲学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跨学科意识

The inner log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Marx's philosophic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s are a crucial issue in the study of Marx's theory in its totality. They unfold in the cours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goes beyond the domai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his critique of philosophy, which goes beyond the domain of philosophy. Specifically, Marx formulated his methodology for political economy in his critique of philosophy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anded the achievement of his initial completion of a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in hi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inally, in these two “interactive” critiques, he basically accomplished his economic revolution and perfected both the substance and form of hi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The inner logic connecting Marx's philosophic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s offer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at is to say, the integrity of the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 the founder(s) of Marxism, in fact implies a fundamental methodological requirement for later generations in study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t philosophy, namely, that they should always keep in mind the holistic nature of theory. Therefore, we need to have a cross‐disciplinary consciousness which consists of critical awareness, problem awareness and awareness of the times.     

The Social as Heaven and Hell: Pierre Bourdieu'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Many authors have argued that all studies of socially specific modalities of human action and experience depend on some form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i.e. on a set of general assumptions about what human beings are like, assumptions without which the very diagnoses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ariability of concrete agents' practices would become impossible. Bourdieu was sensitive to that argument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ter phase of his career, attempted to make explicit how his historical‐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presuppo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ributed to the elaboration of an “idea of the human being”. The article reconstructs Bourdieu'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starting with his genetic sociology of symbolic power, conceived as a form of critical theory (latu sensu), and concluding with an account of the conditio humana in which recognition (“symbolic capital”) appears as both the fundamental existential goal through which human agents strive to confer meaning on their lives and the source of the endless symbolic competition that keeps society moving. The agonistic vision of the social universe that grounds his sociological studies returns in hi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under the guise of a singular synthesis between Durkheim's thesis that “Society is God” and Sartre's idea that “hell is other people”.     

哲学的使命

哲学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能放弃对自身统一界说的追寻.对哲学的界说应参照科学进行,而探索科学尚未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就是哲学的使命.这一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哲学界说,不仅有历史的依据和理论的证明,也能对"哲学无定性"、"哲学问题无定论"、"哲学无用"等一系列元哲学问题做出更有效的解释.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theory of question-oriented reflec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前提批判”与“问题反思”表征着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同时也构成当代哲学不同的出场路径。“前提批判”是以形态学立场为前提、以重构形态为旨趣的话语行为。它遮蔽了一个真实的基础：一切真正的哲学都起源于问题,对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才是哲学走向深处的真正语境。虽然形态建构一直是哲学话语体系的存在方式,但是它始终是对实践问题的哲学解答方式,问题与形态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具有根本性质。马克思哲学革命提出的“反思的问题学”指涉实践论和“问题学”立场,强调哲学本质上是问答逻辑。坚持以“改变世界”的问题为中心,通过反思批判“问题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问题”,才能达到哲学形态的前提,进而才能构建合理的哲学形态。     

回归生活世界与构建文化哲学——论世纪之交哲学理性的位移和发展趋向

随着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人学、经济哲学、公共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具体哲学研究领域的兴起,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理性正在重新为自己定位世俗化和向生活世界回归。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应用哲学所代表的对生活世界的外在审视或外在规范的方式,一是文化哲学所代表的对生活世界的内在启蒙或内在教化的方式。相比之下,后者更为深刻。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途径是促使对人的形而上的思考同实证的文化批判的统一、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的整合。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Holistic Study of Marxist Doctrine ——The Inner Logic and Implications of Marx＇s Philosophic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在马克思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即：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系统,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其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其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其哲学。为此,就必须形成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     

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及其成果——以黑格尔派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为视角

青年马克思在大学和《莱茵报》期间深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但《莱茵报》期间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观察使他意识到存在领域的问题比意识、观念层面的问题更有决定意义;费尔巴哈哲学颠覆了青年马克思在“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看法,而马克思对哲学本体论问题“什么是存在”的理解一开始就不同于费尔巴哈.当他从实践来理解什么是存在时,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完成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使他对什么是存在这个哲学本体论问题、对人的本质、人的解放途径等问题都形成了与黑格尔派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观点.     

Measuring Self-Respect

Can “self‐respect” supplant the now much‐maligned “global self‐esteem”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rapy? The aim of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examine this suggestion and develop it further.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are two distinct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self‐respect abroad in the literature, Kantian and Aristotelian, between which psychologists need to choose. The main components of Aristotelian self‐respect are then worked out. The paper concludes by exploring how, in order to make those components objectively measurable, certain methodological pitfalls must be avoide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commencement of Philosophy in Chinese Thought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philosophy” and the whole disciplinary system rooted in it have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own tradition. If we are to avoid a naïve and simplistic final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thought, the most prudent and reliable way to go about it is to ponder the whole framework and realm on which this understanding is based before we proceed to understand tradition. Before the inevitable problematiz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we should try to problematize “philosophy.” This demands that we find, in the constant rise and fall of philosophical trends, the view of philosophy by which Chinese thought is generally judged, and make it the object of questioning. Mou Zongsan’s attempt to reinterpret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 based directly on Aristotle’s theory of the four causes, cannot be viewed as a success. The so-called first beginning of philosophy means establishing, led by the question of being—ontology, a system in which cheng (completion) is prior to and identical with sheng (generation). Now that Chinese thought has encountered Heidegger and thus rediscovered Aristotle and the whole of classical Western thought, the time is ripe for us to reexamine and assess the beginning of philosophy in terms of the complete and original experience whence Chinese thought ar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