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园春色启芳心——《牡丹亭》“惊梦”赏析

明人王骥德《曲律》说:“《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临川汤若士婉丽妖冶,语动刺骨”。清人李渔又说;“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牡丹亭》令人陶醉,而“惊梦”又是其中最精采的一出。丽娘对生活的热爱之心,丽娘对爱的渴望之情,都借助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满园春色而荡漾在字里行间。同时,丽娘的被压抑的情怀,被埋没的青春也让那“成对的莺燕”唱了出来。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随着春风中的“晴丝”,袅袅娜娜,飘飘拂拂,在花园中缠绕,在读者心中萦纡。     

《易经》对《老子》的影响

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问他:往日夫子教导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占”,何以老来好《易》?对此孔子详作回答,其要点是:“前祥而致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缺点以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求其德而已矣,吾与史筮同途而殊归”;“《易》有君道焉”(见帛书《易·要》).这符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也说明年老前之孔子并不好《易》.者子也是一位“不语怪力乱神”者,但其史官身份,要求他必须了解并研究《易》.因为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是相兼相通”(李学勤语),甚至“周易这个典籍的编纂出于史官”(朱伯崑语).所以.孔子所说的那几条理由,皆适用于老子.事实上,老子当比孔子更早更多地接触与研究《易》,受其影响更大,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对比问题加以阐述.     

论《红楼梦》的感伤色彩——兼及《红楼梦》的主题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种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悲凉之雾”,便是《红楼梦》的整体氛围.黛玉葬花、凸碧堂品笛、凹晶馆联诗,都是美景哀情,“悲凉之雾”早已弥漫其中了.连宝黛爱情的欢乐,也总带着一种秋天的萧瑟,如连绵不断的秋雨,缺少一些明朗的颜色.甚至于在元妃省亲这样“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非常喜事中,作者念念不忘的仍是“盛筵必散”的俗语.笼罩在旧日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上的,正是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     

趣味无穷的短篇《胖子与瘦子》

凡是看过《胖子与瘦子》这个短篇小说的,我相信没有只读一遍就肯轻易罢手的。并且读完之后还会情不自禁地把书放下来默想一遍。要不想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胖子、瘦子、瘦子的妻子及其儿子会一一跑到你的脑子里面来进行表演,使你感到趣味无穷。有时你甚至会止不住这样问自己:《胖子与瘦子》不就是说的那一胖一瘦两个儿时的朋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碰见了,于是就象普通的朋友那样寒喧了几句之后又分手了吗?实在是太平凡了呀!实在是微不足道呀!何以一经契诃夫写出来,便会产生如此大的魅力,使你总也摆不脱那四个人,忘不了他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陌上桑》中的“坐”非“坐着”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释汉乐府《陌上桑》时说,“耕种者见之,停锄停犁而忘其工作,到了家里互相埋怨为什么坐着贪看那美妇人的容貌,使得田没有犁,地也没有锄”。这是诠解“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句的。我翻阅时,疑为“千虑一失”之误。此诗中的“坐”字并非“坐着”之意,而是“因为”、“由于”的意思。意为这些忘犁忘锄的耕者回家后互相抱怨,因贪看罗敷的美色而耽误了工作。若用“坐者”来释“坐”,于环境也不协适。试想,哪有人会坐在美人面前,目不转睛去盯着看人家呢?那场面既便看者迷而不觉,罗敷本人也会不好意思走开了。     

朱厄特《乡村医生》中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的成长

长期以来，萨拉·朱厄特的《乡村医生》被普遍认为是作家为了实现儿时的学医梦想和感激父亲的教养之恩而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其实，作家创作《乡村医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小说来描写和对照“放任型”“专制型”“权威型”等不同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巧妙地“参与”到她所处时代的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成长关系等社会话题的讨论中。在作家看来，“放任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其个性发展由于得不到父母必要的引导和约束而会出现成长失控，甚至产生悲剧；而“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则因为父母过分地约束和压制其个性发展而成长受挫，难以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正是意识到“放任型”“专制型”教养方式都存在缺陷，会给孩子的发展带来伤害，朱厄特还在《乡村医生》中积极探索更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教养方式。她将自己接受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成长经历融入小说创作中，并自信地对其加以推荐。相较于另外两种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不仅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注和重视，也能享受到父母给予的民主和自由，个性得以健全发展，从而更加快乐自然地成长，实现人生价值。这也是作家在教养方式方面的远见卓识。     

远村的新月亮──张郁民小说集《新月亮》浅析

尽管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并非就是作者本人,但那娓娓诉说的《新月亮》,带着远村的第一声鸡啼,呼唤着黑土文化意识,将植根于黑色土壤上的诸多小人物,和作家诚实的心灵一起奉献在读者的面前。我最先翻到的是《远村的梦》,作家在苍天不老人易老的感慨中,走进他深爱的热土,站在村口,让时间在心田里默默地倒流,于是一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灵感,带着惊奇和新鲜、熟悉和陌生、顿悟和回味,凝铸于笔端。作家的“我”在这里既不沉雄,又无高古,也像平易的挂满田垅高粱花的庄稼汉,外出承包土地归来,用质朴的…     

致广大而尽精微:真诚地与世界对话——读孙中田教授《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

读《阿Q正传》,你当然可以从中领悟到一种在中国土地上生生息息、世代流布的“集体无意识”心态,领悟到一种直到今天依然沉潜着的“国民性”心理病态.你也可以感受到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可以看到民国历史的形象缩影.读《阿Q正传》,你当然会认为这是一出喜剧,你会情不自禁地发笑,但这是一种含泪的笑,是悲喜剧的统一.如此多元地剖解阿Q,自然会形成阿Q的面面观,因此也就有了永远解读不尽的阿Q.也只有如此多元地解读阿Q,才能深刻地领会鲁迅这颗二十世纪中国最优患的大脑那深遂无尽的思想魅力.孙中田教授在他的《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一书中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面对历史的文学和文学的历史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品评的深刻思考和位置抉择.     

我和《天津社会科学》的缘份

今年为了干干净净过个春节,小朋友们决定帮我把零乱了多年的书架清理一下。按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把过期杂志处理掉三分之二,因为只有“吐故”才能“纳新”。他们让我过目,我随意扫视一番,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套从创刊号到1990年第6期的《天津社会科学》。我不加思索地决定:这个刊物不在处理之列。     

拆解“倾城”的神话──张爱玲《倾城之恋》创作意图辨

水晶先生用西方的神话原型理论来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认为“凡是读到‘倾城’之类的题目,一定会联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些祸国殃民的美人来,像是褒拟、姐己、和杨贵妃之类。张爱玲写《倾城之恋》其构想思路,首先一定循着这一观点出发,是毋庸置议的。”《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红颜祸水式”的女人了。她浑身带着“杀气”。①但我却有一些疑问：其一,利用了倾城神话,是否必然地就会使主人公成为危险人物？其二,即使在倾城神话中,女人是祸水已成定论,但这一形成于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价值给定的本身,能…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红楼梦》的悲剧美与艺术风格美

<正>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如王国维所说: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①显然,《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正是从它那感人的悲剧结构中产生的。因此,站在现实主义美学立场上,从悲剧角度探求《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左传》与《国语》比较研究

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左传》、《国语》作者、成书年代以及两书思想倾向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成为经学研究中一大悬案.从古至今尚无人对《左传》、《国语》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科学地、全面性地比较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左传》、《国语》进行比较、研究,我想,这不仅有助于悬案的解决,而且对探讨春秋到战国时之历史,研究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也是不无意义的.一、关于《左氏春秋》的辩论太史公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宝,论<史>旧文,兴于鲁两次<春秋>,止起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太史公认为《左传》乃是左丘明所作,目的是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上采春秋,下现近势”(2)编撰而成情况看,左丘明编篡《左传》是可能的.孔子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证明他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孔安国认为,“左丘明鲁太史”,皇侃说他是“受春秋于仲尼者也”(3)力主作者为左丘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14年.他68岁时返鲁,至于左丘明是否受春秋经于仲尼,怕无确证.     

《庄子》及其注释中的许由形象探究

许由在《庄子》中共出现8次,其中内篇2次.在浩如烟海的《庄子》注解中,围绕“许由”是何形象,形成三派主要观点: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贬唐尧而崇许由”派,他们认为许由是适性自由的隐者或贤者,属道家形象;二是以郭象为代表的“劣许而优尧”派,他们认为许由形象似儒家,但其境界不如圣人;三是以德清为代表的“以佛释庄”派,他们认为许由是佛教破我执之先锋,是真人而真知者.     

严复与《国闻报》

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他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而且对中国的报刊事业曾有过重要贡献.拙文仅就严复主办《国闻报)略作阐述.一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如严复所见:“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堂堂天朝上国竟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件》.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而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诚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孙中山也说:“中国之初醒,实在中日战役之后.”     

另一种活着:关于《活着》与《城市生活》的联想

“活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它总让人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你活着、他活着、我们都活着。但是为什么活着,活着该做些什么,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著名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这样写过,他在地坛里多年“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谌容更以《活着的滋味》为题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小品,它借助几位有代表的人物之口,述说着为人在世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表现了在改革大潮冲击之下,各种人物的心态,他们的奋斗、追求和无奈:有的人逢场作戏,游戏人生;有的人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有的人春风得意,驷马高车;有的人委委屈屈,怨天尤人……这些不谐和音,组成了一曲当代中国人“活着的人生滋味”的交响曲。于是“活着”常常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     

《周易》成象说

<正> 《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经》又由《象》和《辞》两部分组成,而以《象》为中心。《辞》和《传》所含之义理是围绕着《象》而生发的,是解释《象》的。《周易》中的《象》(即卦象和爻象)本是一种符号,象征一定的吉凶祸福。其实它是一个空模子,不能确切地说明事物的性质或特征。冯友兰先生说它是“没有数目字的公式”,是用符号表示出来的“空套子”。“正是因为它们是空套子,所以任何数目字都可以套进去,我说周易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就是这个意思。”?《周易》之“象”只是“—”、“?”两个符号,确实是太抽象了,由它们组成的卦象,也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立     

《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金瓶梅》成书以来,长时期存在一个问题,即众多学者都以为《金瓶梅》出自大名士、大作家之手。近几年来朱星同志的“王世贞”说,吴晓铃、徐朔方同志的“李开先”说,张远芬同志的“贾三近”说,黄霖同志的“屠隆”说,也没有脱离这一窠臼。这里,他们都忽视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你不了解、不熟悉某一方面的生活,你也就写不出、写不好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而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这些名士、作家,或是大官僚,或是大地主,谁也没有经历过《金瓶梅》主要描写的那么丰富、那么多样的市井生活,仅凭一些道听途说,他们绝不可能写出《金瓶梅》那样的“奇     

读王安石《材论》

灯下漫读,《王临川全集》卷六十四有—篇《材论》,很有些发人深思的地方。 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安辱。这是王安石《材论》中十分突出的思想。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反映出这位“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在人才问题上卓越见解。他的这一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取材》,《兴贤》、《委任》等篇中,也都一再得到阐发。王安石纵观历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