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粮长雏形再论

粮长制度是明代田赋制度一项重要而特殊的内容,明代粮长制的雏形与王恺在金华实行的里长征粮制以及明初江南富户征调都没有直接关系。从承役方式、职能和催粮数额等方面来看,明初江南地方里长与其后的粮长具有相通之处,应是明代粮长的雏形。明代的粮长制度正如明代的黄册制度一样,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元代浙西等江南地区的相关赋役制度。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韦东超对土司地区进行户口造册和征调赋役是明代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拙文《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①曾从“明土流之界”、“严格上官承袭程序”和“制定土兵征调法”等方宙论证了明代上司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全...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 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 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 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     

明代文官致仕问题研究

致仕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统治者大量继承了前代的做法,又依据本朝的实际情况多所更张,形成了独具本朝特色的文官致仕制度。对明代文官致仕的年龄、待遇问题进行细致爬梳可知,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致仕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之间——从嘉靖、万历年间休宁县的赋税争议看明代的知县行政与地方社会

在明代中后期的赋役变革浪潮中,徽州府休宁县在嘉靖、万历年间围绕赋役问题发生了几次焦点事件:嘉靖十七年休宁知县傅灿增加徭赋、隆庆至万历年间的丝绢纷争、万历九年休宁知县曾乾亨主持的田地清丈。每次对赋役的调整,都引发地方社会不同程度的反响,甚至演变为朝廷注目的"民变",凸显出国家与地方利益的某种对立。处于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之间的知县,其临民理政的具体举措不仅事关官员个人的声誉与前途,也对处理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变革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里甲是清王朝建立后征收赋役的地方基层机构。清政府以里甲制赋役,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针对里甲组织编审不实、控制田地混乱而进行的赋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制度的存在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衰落,负责编查与管理人口的保甲组织地位日益上升,并取代里甲组织的经济职能,出现了雍乾以后控制地方“惟保甲是赖”的局面。     

“坐而为使”:唐代地方监察制度变迁中的采访处置使研究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采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道级监察长官,多以三品、有御史经历者充任,无固定任期。在监察地方的同时,采访使也有部分地方事权。朝廷通过对采访使权力的制度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察权与地方权力、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实现了君主中央集权的强化。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建立起一整套以节度使为核心的战时军事管理体制,采访使一职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肃宗出于约束方镇扩张、强化中央控制的考虑,于乾元元年停废采访使。采访使制度的创立、发展与终结和唐代政治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

黄册制度既是明代的赋役之法,也是明代的户籍制度。它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等级身份:天下之人都是皇帝的臣民,而臣民之中又分为官绅、凡人和贱民等不同等级。黄册制度的衰亡使广大人民摆脱了徭役制的枷锁,而使人身束缚有所松解。     

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评介

近百年来,明代赋役制度与国家财政,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但其中针对中国历史上的逋赋现象某一侧面研究较多,且相对零散,而直接以明代逋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却极少。胡克诚《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一书的出版,恰恰是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了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明代专差专使巡视考察制度

明代继承前代制度，时常派遣专差专使以及勋臣、宦官到地方处理应急事务，并且对地方进行巡视考察。由君主直接派遣的专差专使被授予很大的权力，除了处理应急事务之外，在地方巡视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派遣专差专使巡视考察地方，既是专制君主扩大耳目的举措，也是整肃吏治的重要手段，作为时代的产物，曾经在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维护王朝的政治统治，规范官员行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     

勘合制度与明代中央集权

勘合是明代政府行政中广泛采用的一项技术性制度，是古代符契的进一步发展。勘合用于明代政治、生活各个方面，它是政治生活程序化、制度化的有力工具。勘合应用领域最重要的扩展是行移往来和对外关系。这无疑对明代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加强从勘合制度方面提出了又一佐证     

明代“鱼鳞图册”考源

“鱼鳞图册”是明代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作用是准确地掌握编户的土地数量,与“黄册”相辅而行,是赋役立法的依据。《明史》云: 两浙富民畏避摇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 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 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分期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伴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而建立,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纵观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时期.在这一阶段中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着重解决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秦王朝,使“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他又划时代地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创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司马迁曾高度称赞秦始皇的历史作用是“世异变,成功大”.秦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秦朝二世而亡,是由暴政所致,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本身无关,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战胜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政体刍议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创建了中央以皇帝为核心的三公九卿制,地方上推行以乡里组织为基础的郡县制。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呈宝塔式的政治体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明代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尽管封建时代地方体制的基本框架是由秦制所沿袭,但历朝体制形式均有变化。汉初在秦郡县制基础上,改秦子弟无尺寸之封的做法,推行过一段时间的郡国并行政体。至东汉末原作为监察区的州,渐变成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至魏晋形成州、郡、县地方三级制。隋罢州,仍置郡县(后又为州县)二级制。至唐又在州(府)之上设道制。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又改道制为路制,出现     

集权、分权与社会自治——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权力结构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过中央集权制度,但这种中央集权只能是清除了官僚制度、消灭了绝对权力、建立在充分民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它的历史使命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舞台。从根本上说,地方自治才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有力杠杆。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需要实行必要的权力分工。国家权力分工所依据的原则,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是否分权、如何分权,取决于社会性质与现实需要。     

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人身依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也直接影响对不同王朝政权性质的判断。人身依附关系早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 ,但由于秦及西汉时期中央集权统治相对强大、户籍管理较为周密、赋役制度重人轻地 ,加之私人蓄奴盛行 ,都使人身依附关系在西汉始终没有取代奴隶制进而上升为阶级剥削的主导形式。西汉末叶以后 ,上述限制条件丧失殆尽 ,从而使人身依附关系迅猛发展 ,“真正的依附农制度”历东汉一朝到魏晋时期最终确立     

宋代中央监控地方的制度及其影响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阴影下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是一个极为强调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对地方的监控措施上,中央采取了通过控制地方官员,以控制地方的财政、司法和军事大权的策略。有宋一代,中央将大小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抓住,并通过各项监控制度和措施,将地方官员的升迁降黜牢牢掌握。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在此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以顺从为主,而这也带来了地方官员治理中一意向上的弊端。     

秦汉以来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几个特点

秦统一天下后,在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同时,创建了专门监督中央和地方百官的监察制度。关于此项制度的内容和历代沿革,以及对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巩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史学界已多有论述,本文仅就秦汉以来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几个特点,略述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