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屯教案与冠县乡村社会

19世纪中后期,外国教会势力渗入中国的乡村社会,引发了村民之间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观念冲突。同治八年(1869年),梨园屯民教双方议分义学之地,教民获得包括玉皇阁庙基在内的三亩多宅第。在如何处理村庄公共财产———玉皇阁庙基这一问题上,民教双方围绕庙基是建庙还是盖堂的五次冲突,折射出了民教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和财产权观念上的分歧。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由于地方政府无法协调村社内部的矛盾,长达20多年的民教矛盾终于发展成为亲戚乡邻间的血与火的战斗。     

袁世凯与山东义和团

袁世凯履任山东巡抚之后,基于对强敌构衅侵权、时艰方殷的认识,怀着遵守约章、避免列强借口出兵入境以保全自有之权的想法,震慑弹压义和团,劝谕教民反教,押护洋人出境,使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平静。作为肩负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袁世凯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对举措,稳妥适当,尽职尽责,应该说是晚清中国社会救国保国的正确选择。     

论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原因及其特点

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促进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重新高涨,严重自然灾害的威胁把人民逼上造反的道路。复起的地区广泛,斗争声威诰大,残存下来的教堂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重要特点。     

义和团与孙悟空

直东时期的义和团众崇拜孙悟空等神怪,并以之为附体之神灵。孙悟空形象对义和团的影响主要是晚清猴戏普及性演出所致。猴戏的动感状态对儿童少年具有天然的诱惑力。猴戏的舞蹈化动作,同样鼓惑起了团众的动感本能。猴王崇拜的心理还重新锻造了少年团众的童贞气象。美猴王的神怪出身和非凡能耐,促动了团众中少年儿童的超人幻想。团众童子军一系列的打教抗洋事件,再现的恰是现世猴王的叛逆行径。孙猴子七十二变的超凡本领还激化了团众改变自身命运的冲动。孙悟空形象对团众的影响呈现出消极和积极两类因素,其反叛特性激发了团民抗击外侮的志向;孙大圣大闹天宫、戏弄权威的举止,则启迪了团众戏弄官员、虐待教民的行为。孙猴子身上崇高与反崇高的特性皆反映在少年团中的行为之中。＂悟空＂的神圣性和＂猴子＂的戏耍性,拼合出了其高度对立的共同体,此类双面人格锻造了义和团童子军团的双重性格。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义和团与关公

关公是京津时期义和团崇拜的神灵群体中出现率最高的神位。团众拜关公属于官方赞许和民间拥戴的结果,关公本人从关羽、关公到大帝、关圣的复合身份,启示了义和团从"草民"和"义民"身份更换的认同。关公多元的身份和处境暗合了义和团在直东和京津时期的境遇转移。晚清宫廷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为义和团拜关公铺设好了信仰体系与接受美学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和戏曲传播学地位构成了团众的精神支柱。严酷历史状况下团众的悲情表演,不仅迫使团民还原了其世俗性地位,亦使得关公的正神形象蒙受耻辱,从而为后世中国废除关公的神学地位提供了文化阐释的依据。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促进了中国神学体系的革命。     

义和团时期的毓贤

毓贤属于清流派,主张尊王攘夷,扶清灭洋。他不懂得中西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危及立国根本。只有闭关锁国,才能永享太平。把正义的反侵略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不断前进的时代．终于被时代所淘汰。     

义和团劫运观的历史内涵

封建蒙昧性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突出特点,而劫运观是赋予义和团运动浓厚的封建蒙昧性色调的最主要的宗教信念。这一宗教信念以其富有乡土文化气息的独特义理,成为十九世纪末北方乡土民众进行民族自卫斗争的核心思想武器。透视这一思想武器的历史内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十九世纪末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乡土百姓投身于民族救亡斗争的精神诉求,以及他们实践其精神诉求的悲剧性方式。     

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现象,即表现起落干“维新”与“革命”之间,也表现兴起和话动地域的特定社会环境。而特定的社会和地域环境,孕育了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特定历史内容。因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规定了义和团运动的特定历史作用,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从此中国人民由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发展成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自觉斗争。     

从反叛到回归——克鲁亚克的信仰之路

要全面把握克鲁亚克的作品,就先要对其作品背后的宗教情结予以必要的了解。克鲁亚克一生都在为信仰的选择而困惑,天主教和佛教在他内心不同时期的的纠葛和矛盾不仅是他人生追求和创作的原动力,也曾带给他的灵感和启示,成为理解他作品的关键。     

爱国青年与义和团运动

本文考察了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青年的迫害 ,及由此激发的义和运动中爱国青年的反抗斗争。本文指出 ,这种斗争既具有近代爱国主义的特点 ,又表现了青年群体的个性特征。这一斗争值得充分肯定 ,又有明显缺陷。它是传统青年运动的总结 ,并为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青年运动的出现作了铺垫。     

见与不见：再论韩复榘与山东新生活运动

借新生活运动加强专制统治的山东韩复榘政府,在社会问题的整治上颇为用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和坊间在评论韩复榘的时候,不是着墨于其政治生命后半程“印影”,就是湎于渲染韩的各版本“闹剧”的生产。尽管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呈虎头蛇尾之相,但即便摒弃后现代史学中的断裂地方史、小叙事的范式,史者也应有义务继续加力破除笼罩在韩复榘式的历史人物身上的流言,更客观地“见”他们曾有的“虎头”。     

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伍廷芳对义和团运动辩护之评析

义和团运动期间,针对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仇华狂潮,时任清朝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利用其合法的身份,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辩护,指出在华西报别有用心的报道是为了给列强瓜分中国制造舆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在华西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消除东西对抗,避免冲突升级的良策在于,抛弃"西方标准万能论",停止反华舆论宣传,尊重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     

尼泊尔与不结盟运动

尼泊尔在新国家建立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选择了不结盟道路。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尼泊尔为不结盟运动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作为外交和防务战略的根本,不结盟运动在为尼泊尔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为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     

论江苏"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952年10月,在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江苏地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既是一场经济斗争,也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运动一方面对党政机关的贪污腐败现象有所制止,另一方面又严重扩大化,打击了私营工商业者,影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发展.     

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将和中坚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和文化心理层面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他们求真求新传播文化的职业本位意识、倡导个性追求自由的内心向往、济世救民安邦兴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群体队伍的扩大与成熟和"抵强御侮"、"国存自强"的民族意识等紧密相关.此外,政界暂时的相对宽容和学界的思想真空也为五四运动的引发创造了社会条件.尤为可贵的是,由五四运动孕育和提炼出的五四精神(如御侮爱国、怀疑批判、求真创新、自由民主和忘我献身等)不仅有其历史价值,而且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