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签劳动合同 申请工伤认定时应如何举证

[案例]:郑某于2005年1月到某公司务工,半年后的一天,郑某在工作中被机器压伤右手。经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郑某为4级伤残。到出现该事故时,郑某和该公司一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因涉及补偿数额较大,双方多次协商未果,郑某遂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投诉,要求确认工伤。用人单位对郑某受     

破产管理人与职工能否构成劳动关系

<正>案情简介1996年11月,郑某进入某集团公司物业分公司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07年5月30日,该集团公司宣告破产,但部分下属分公司和分厂仍继续经营。2008年1月4日,原告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在申报工伤过程中,郑某与物业分公司因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郑某于2008年9月7日以物业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08年9月16日,郑某又追加集团公     

劳动条件不到位 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吗?

【案例】:1999年10月,郑某被某钢铁企业录用,并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约定,郑某负责指导一线生产工作,企业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工资待遇与企业管理人员相同。郑某工作后,企业为郑某提供了半年的培训,然后按劳动合同约定安排其到一线工作,但一直没有为其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设备。郑某找到企业负责人,但企业负责人答复说郑某是     

个人原因辞职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吗?

<正>问:2011年9月,郑某与某公司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后,公司一直按规定为郑某缴纳养老、工伤、失业等各项社会保险费。2013年7月,公司在确定岗位工资时,郑某感到公司的办法不公平、不合理,并与车间主任发生矛盾,一怒之下,郑某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离开公司后,郑某一时没有找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2013年10月,郑某得知,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人员失业后,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于是,郑某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     

劳动合同的附加条款随合同终止而失效

案情简介 某通信企业1999年9月10日与员工郑某签订出资培训协议.协议约定,企业出资送郑某到德国参加技术培训,培训结束,郑某必须为企业服务5年,如服务年限未满离开企业,必须承担未完成服务年限的经济赔偿责任.     

不宜对非法用工单位人员进行工伤认定

郑某曾受雇于某机械加工厂,2005年7月9日上午在上班时突发疾病死亡。其家属认为郑某应属于因工死亡,于是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动保障部门经过调查了解,发现该机械厂并没有依法进行工商登记,于是以机     

未被受理的伤情争议

郑某系某乡农民。去年5月20日郑某到距家仅一墙之隔的邓某租的一旧学校所办茶厂（该茶厂未经丁商部门注册，无营业执照）做杂工，主要工作是茶杀青和晒茶。当晚在厂里吃过晚饭后，他告诉邓某第二天自己家中耍插秧，不能来厂里。邓某同意后．5月21日白天郑某便在家插秧，晚饭后郑某来到厂里与其他工人聊天，当时工人的丁作很清闲，邓某也就没有过问郑某。大约在晚9点过，因邓某拉货的车坏在路上。郑某便叫上两个工人一块儿走出厂，此时，茶厂的揉茶机边没有任何人，机器正常运转。     

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日是否因法定休息日顺延

案情简介■2005年7月1日郑某与甲公司续订1年期的劳动合同,约定该合同自即日起生效,至2006年7月1日终止。在此劳动合同期间内,甲公司结算工资的周期为上月26日到当月25日,郑某月平均工资为1454元。2006年6月30日(周五),甲公司作出了不再与郑某等人续签劳动合同的决定,当日     

合同既未签焉能言解除

案情简介 申诉人毕某于1991年5月从部队复员到辽宁省凤城市邮电局,先后从事投递员、储蓄营业员、机线员工作.1996年3月29日,毕某与丹东市邮电局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毕某自1997年12月到1998年1月20日,利用储蓄营业员的工作之便,先后用本人及宁某、周某、郑某等人小额邮政储蓄存折制造假存款数额6笔,金额13.1万元.用这些存折在某信用社贷款5笔,款额为10.8万元.     

吉林市对多名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判刑

2015年9月,包工头郑某因拖欠30名农民工工资26万元,被吉林市龙潭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2016年6月,包工头卢某某拖欠农民工工资3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这是吉林市两年来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判刑的典型案例.近两年,吉林市在人社、信访、建委、公安等部门的共同配合努力下,加大了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打击力度,共有3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被判刑,1人进入审判程序.同时,通过加强各部门协调配合,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共为18352名农民工讨回工资2.3亿元,吉林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和有效遏制.     

双重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调整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也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因此,明晰劳动关系的内涵至关重要。劳动关系究其本质是双重的。一方面,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个人的活劳动与用人单位的物化劳动的交易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是以用人单位的结合劳动为媒介的雇主与雇佣劳动者的合作关系。要全面调整劳动关系,就需要调整两方面关系的法律。现在,调整前一种劳动关系的法律相对完善,但也有不足;调整后一种劳动关系的法律则已经滞后,我们应当努力加以完善。只有调整这两种劳动关系的法制并举,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劳动关系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经济新常态下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研究

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利益均衡和合作共享是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合理发展,需科学把握劳动关系规制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当前,我国工会维权和集体协商机制不成熟、劳动力市场分割明显、新常态下劳动供给和用工需求深刻变动、法律供给和实施不够给力,致使劳动关系不平衡、不公平、不稳定、法治不到位的问题比较突出。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需要在完善工会维权和集体协商机制、消除用工歧视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高法治效能等方面协同努力。     

劳动争议案件证明标准的重新构造

只要承认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不同,那么,就要承认用于调整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的程序法就应当有所不同。但是,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调整这两者的程序法统一为民事诉讼法,这不仅明显缺乏理论基础,而且对于日益增长的劳动争议处理的效果也十分不理想。因此,本文提出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重新构造。     

建筑业外包用工关系认定的探讨

建筑业外包行业由于其特殊历史原因,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占据了很大比例。究竟以何种标准作为确认劳动关系存在的依据,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有不同的看法。通过梳理我国劳动关系立法及司法实践的相关沿革和规定,笔者认为,应当以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作为主要标准进行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应当过分强调组织从属性。并建议明确个人雇用中表见代理的认定原则,加强建筑业外包用工的行业管理。     

平台经济下灵活就业者用工关系研究

平台经济中用工关系存在着较高的灵活性和较弱的从属性,既有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无法准确识别用工关系,使得平台经济下的许多灵活就业人员无法得到应有的权益保护。本文认为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需要从认定情形、从属性以及用工关系分类上进行调整,适应灵活就业的现实特征,向更多的从业者提供有效的权益保障,规范新经济形态的发展。     

论我国劳动关系二元结构及其演进

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我国劳动关系的结构发生了从劳动关系建立的要求到实质性要求的巨大转变,从而形成了旧二元结构到新二元结构的演变。新二元论消除了旧二元论中的劳动合同要式强制的先天不足。新旧二元结构的演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劳务承揽与劳动关系的区别——基于雇佣历史发展的分析

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首要问题是判断争议双方主体是民法上的劳务关系还是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由于我国立法中未对劳动关系的本质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常出现判断困难。本文结合案例,从雇佣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区分的基本要点。     

互联网环境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基于区域比较的路径

在当今以网络为主导的社会中,我国相继出现了大量新兴行业领域。劳动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法律关系之一,受到了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冲击,导致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理论的动摇。为适应互联网用工的特点,我们必须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做出适应性变革。结合各个国家、地区的认定标准,认定互联网用工中劳动关系应根据不同单位特性以及不同类型工人的实际用工性质,在以核心判定标准即“从属性”为前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个案事实,以更加灵活的要求进行具体分析。我国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表现出“僵化”“指向混乱”“涵义不明”等显著缺陷,以一种非泛化的标准去把握互联网环境下劳动关系认定的实质内容,将是未来法律完善的关键导向。     

劳动关系影响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以民营企业为实证对象

劳动关系一直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以往的研究对于劳动关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仍然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假设劳动关系通过组织支持感、组织承诺和组织能力这3个中介变量,以及1个调节变量组织情商来影响企业绩效。通过对中国情境下406家民营企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构建和检验了劳动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发现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3个潜变量待遇福利、公平保障和发展晋升均对绩效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待遇福利、公平保障和发展晋升。中介变量组织支持感、组织承诺和组织能力在待遇福利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公平保障和发展晋升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组织情商在劳动关系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对于企业通过改善劳动关系从而获得更高绩效水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国劳动关系阶段性特征与治理进路

经济新常态、技术新发展和就业新形势下,我国个别劳动关系灵活性总体增强但局部不足、集体劳动关系覆盖率扩张但形式化严重、劳动争议纠纷发生率高企且复杂多样、法治化和网络化治理制度渐备但实效欠佳。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需要在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同时,保障安全性、健全集体协商主体和优化政府指导、减负增效和分类处理争议纠纷、完善法治和网络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