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文化与儒学超越

本文认为对儒学既不能采取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实行打倒一切的否定主义与无用主义。应当对儒学进行科学地分析，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建立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新的文化体系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表现在此期诗格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北宋诗格在五代备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此期士人特别关注文、道关系等历史现象,都与台谏制度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密切相关。     

论证的巡航——读邓曦泽《文化复兴论》

本文是对邓曦泽博士的新著《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进路》进行的评论。笔者指出该书的特色不只在于该书为“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解答是用严格的论证证明出来的,这正是该书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现状

哲学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走向的探讨中形成了基本共识 :即融会“中西马”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创新。因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与中国儒学关系的现状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曾经就某些具体内容或方面产生过碰撞、比较、对峙、融通的话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后半叶 ,这种对话从背景、前提、方法到预设的结果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 ,研究背景的变化就是功能论的被悬置与学理论的确立 ,即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过渡到了学术的争论。研究思路与方法则显示出两大特点 :前提假设与话语膨胀。应当说 ,这些问题都关涉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和儒学本身的发展。     

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

本文将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发展划分为夏至秦、西汉至南宋以及元、明、清共三个阶段,并探讨了这些礼制建筑所蕴含的深厚的儒学思想文化,指出了加强这一研究的重大意义所在。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试论儒学与西安环境保护之关系

儒学的"天人合一"以及由此而拓展和升华的生态伦理、价值取向,对于促进当代西安环境保护新的理念的建立与科学政策的制定意义深远.继承传统并开创环境保护的新途径,"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本"并重;建立环保伦理,要立法节约,惩治浪费,建立环保节约型政府,建立干部任用的环保指标机制;崇尚科学,因地制宜,保护各种资源,最好的环保是从人的心灵净化开始.     

论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增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仍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化的进程仍然不会放缓。面对经济周期的＂后危机＂时期,我国城市的转型发展正迎来新的机遇,即：可以充分吸取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经验、教训,并对国内城市在转型发展方面的探索进行评估,依据当前中国处在城市化加速期的阶段性特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集约发展、清洁发展的理念来推进城市的科学的转型发展。     

冯从吾与关中书院的教学思想及教学特点

关中书院创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拆毁于天启六年(1626),创始人是关学大师冯从吾。依性质而言,属于民办官助之列;依时间而论,只有短短的17年;依规模而讲,虽不能与官学相比,但独特的教学方法及学富德高的执教名儒,却使官学望尘莫及。书院求学者多达数千人,成为北方一所影响巨大的讲学机构和学术传播中心。究其原因主要与书院实行的"德教为先"的教学思想和"务戒空谈,敦实行"的教学特点分不开。     

十六国时期河西私学的发展与儒学的师承关系

十六国时期,河西本土学者与避乱寓居河西的学者共倡儒学,使河西一隅文化斐然,人才济济,"子孙相承,衣冠不坠","号为多士"之区。从十六国初期到北魏北周,北方每一个的政权的每一个明智的君主,都曾经采取明确措施宣导推崇儒学,且形成了一个有师承的儒学传授关系,尤以酒泉郭瑀刘昞最为显著。在儒学影响的背景下,河西地区的学术传承对北朝时期整个北方的文化发展,以及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儒、释、道对中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发生裂变的中唐时代 ,中唐诗歌在美学面貌上表现得异常丰富、复杂。此时的诗人在较为自觉的审美理想的指导下 ,逐渐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美学流派。在众多的流派之中 ,择其大端可分为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浅切派”、以韩愈和孟郊为代表的“险怪派”、以刘长卿和韦应物为代表的“隐逸派”等三支。从文化资源上看 ,这三种美学倾向显然分别与儒、释、道三教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     

盛唐田园诗及其所反映的农业文化

盛唐田园诗都是从侧面歌唱“田家乐”的,但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着重描写了乡村宜人的景色及田家淳朴宁静的生活,这类诗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写田园风光宛然在目,又浑然天成,无斧凿痕迹,是盛唐田园诗中的佼佼者;第二类着重抒写了诗人们自己及其道朋诗友的田园生活与闲情逸致,这类诗歌在盛唐田园诗中占的比例较大,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都与第一类相近;第三类写出了一些田家劳作的辛苦与生活的穷困,但最终还是强行加上了“欢乐”的尾巴.盛唐田园诗虽然没有真实地反映封建社会广大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一面,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农业文化的某些侧面.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的杖杀略述

杖杀是一种用杖击处死罪犯的行刑方式,其适用的范围、性质、特点等与唐德宗建中三年正式宣布废除大部分死罪的绞、斩之行刑方式而代之以重杖一顿处死以后的情况明显不同,加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杖杀在唐代表现的极为复杂。对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杖杀的目的、发展变化及特点等进行辨析,可以显示唐中前期法制混乱的现象,揭示其封建法制的本质。     

从风骨到政教：盛唐中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盛唐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注重风骨,中唐古文家和新乐府诗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则强调政教。这种接受差异表明接受者的心态发生了"向内转"的深刻变化。     

略论五代后唐“小康”之局

五代后唐时期一度出现"小康"之局,表现在疆域扩大,国力强盛,四方来朝,局势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有所成就.这是后唐庄宗、明宗采取的与民休息、整饬吏治、广招贤能、虚怀纳谏等政策的结果.但后唐"小康"之局未能维持多久,其遽然丧失是由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性决定的.     

京师五城中学堂与清末中等教育近代化

五城中学堂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中学堂。西方国家是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中学"概念,而五城中学堂的鲜明特点是"概念先行",即在其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中学"这一概念。1901年～1912年期间,五城学堂建立之初在三级学制的建立、班级授课制、新课程设置方面对北京地区乃至全国中等教育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中晚唐人对屈原和扬雄的再评价——以初盛唐为参照

初盛唐和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中晚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屈原与扬雄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导致了文学创作上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人生遭遇和作品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从而在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上掀起了对屈骚与扬雄之作进行模拟的风气.     

晚唐重文轻武士风与士人命运

晚唐武宗朝后,君臣未能审时度势,重文教,轻武事,形成重文轻武士风,影响了众多士子的人生选择和个体命运.此风导致士大夫阶层更为清高的心理态势,助推了士人阶层与武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最终引发末世之中武人对士人的杀戮和报复.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值得深切反思.     

论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

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论者肯定海外贸易对沿海地区财政和人们生活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海外贸易管理政策。本文通过分析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本质,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