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

1315年恢复科举制度前后,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他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族,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元朝建立后,书院时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以及非汉族士人——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     

宋代武将孟珙与公安、南阳书院

南宋理宗朝 ,孟珙身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 ,坐镇荆襄 ,主持长江中游防务。他在挥师抵御蒙古入侵的同时 ,不以武备废文事 ,于战乱之际兴建公安、南阳书院 ,收容襄蜀地区的流亡士人、择师教化 ,同时针对战争环境加强习射训练 ,使书院职能多样化 ,这对于当时襄蜀地区文化的维系、学术思想的传播、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培养以及对于当时士民爱国精神的凝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宋代武将兴学的典范事例     

清朝广西壮族地区书院快速发展的表现及原因

清朝在太平府、庆远府、镇安府、泗城府等广西壮族地区开办了大量的书院,这些书院与宋代书院相比,在办院宗旨和办院经费这两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清朝广西壮族地区书院能够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来自中原的被贬官员为当地传播了先进的汉族文化,清朝广西壮族地区的地方官员为了自身职位升迁而兴办书院,修建书院时投资模式多样化,地方政府对书院经费支出提供保障,以及中央朝廷重视广西壮族地区教育。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的万载县,在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兴建书院的热潮,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宗族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以及购置学田、奖以花红盘费、创建试馆等助学措施。宗族创建书院的资料在县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但各有侧重。县志中收录的族学,强调的是作为书院教的一面,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实力兴替的一种体现。族谱中收录的族学,突显的是其养的一面,甚至因此纠缠于义学与义田的兼行分理纠纷之中。宗族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与同时期活跃的族群、士绅等群体,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     

从《红楼梦》中士人形象看曹雪芹对儒家的态度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教化在塑造传统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灵魂方面,作用至深至远.甄士隐、贾雨村和贾政是<红楼梦>中着墨较多的士人形象,伟大作家、思想家曹雪芹在这三个文学形象中寄寓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寓意.甄士隐是深受宋明理学浸染的士人,此人具有理学家所高倡的"内圣"人格,但同时又是个严重脱离现实生活、毫无治事本领的废人;贾雨村是儒家思想文化与科举制度结合之下产生出来的士人代表,其特点是知行不一,虚伪无耻;贾政是儒家"礼"文化化育出来的士人,品格端正,但因循守旧,不周世用.曹雪芹通过这三个士人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王路平学术界多有把王阳明讲学贵阳的书院说成是“贵阳书院”，本文根据贵州地方史志，考证了王阳明当年主讲贵阳的书院是“贵阳文明书院”而非“贵阳书院”。王路平，男，１９５６年生，现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阳明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晚唐重文轻武士风与士人命运

晚唐武宗朝后,君臣未能审时度势,重文教,轻武事,形成重文轻武士风,影响了众多士子的人生选择和个体命运.此风导致士大夫阶层更为清高的心理态势,助推了士人阶层与武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最终引发末世之中武人对士人的杀戮和报复.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值得深切反思.     

言用变迁与商周因革

"言"字在商周文献中出现较多,其在甲骨文中首先表示一种祭典,与"音"同义,又与"舌"告"等字关系密切.后来逐渐分化出"言说"之义,主要指宗教言说和政治言说活动.交流的双方身份不对等,存在明显的施受关系,交流的空间也具有封闭性.比较而言,商代言用具有明显的事神功能,并延伸出政治功能,这奠定了先秦言用以上言下的基本内在逻辑和特点;周人言用在继承商人言用基础上有明显的革新,具体表现在言用场合的拓展和言用主体的迁移.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是商周因革背后的言用制度和言用意识.     

早期佛教世界观的演进历程--以说一切有部经论为中心

三科在说一切有部阿毗昙中的细密分析过程中逐步成为佛教人本主义世界观的典范。五事是《俱舍论》之五位七十五法的雏形,亦是《百法明门论》产生的基础。它改变了根本说一切有部以蕴、处、界三科摄一切法的世界观。以五事摄一切法,是佛教世界观的一次重大变革。这场变革出现在说一切有部并非偶然,而是逻辑的必然。说一切有部精于论议,分别法相,被誉为佛教的经院哲学,又由于它受到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影响,其哲学思辨特质非常突出,其关注的重点亦由自身逐步拓展到整个世界。     

家庭资源与权力关系——农民工子女抚育策略决策机制的实证研究

根据25位童年曾有留守或流动经历的90后农民工的口述史资料,考察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抚育策略的决策机制.研究发现,子女需求的变化是引起家庭策略变化的诱因,其中以教育需求变化最为明显.父母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满足子女变化的需求,是家庭策略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期亲子离散的家庭结构,削弱了父母对子女决策的权威,子女在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随之有较大提升,子女在家庭决策中开始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非市民”待遇,使每位农民工父母决策时都面临着来自于歧视性制度和匮乏的公共政策资源的巨大压力,使得每个农民工家庭的选择都极为有限且相似,带有深刻的时代局限性.     

民国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矛盾研究——基于民国学者视野的观察(1912-1949)

民国社会中,社会转型对于妇女的要求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传入导致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的传统关系发生变化,两者之间产生矛盾.民国学者对此有相当的认识并剖析其原因,提出“良母教育”作为调适两者矛盾的方法.     

爱剪纸的老郭

正20.08米的奥运长卷、惟妙惟肖的贵妇仕女图、充满乡土情怀的胶州大秧歌、走出国门的丹麦之花……在胶州市胶北镇的一间大瓦房里,记者见识了民间剪纸艺人郭维全的大作。郭维全生于1947年,11岁开始学画画,18岁学剪纸,尤其擅长人物素材。一把剪刀、一张纸片,为他展现了一方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自由天地。剪剪、刻刻,凭着一颗不泯的诚心,他把与时俱进的梦想和大自然的灵光采撷,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将他们一一展现。郭维全的剪纸艺术不囿于传统民间剪纸的窗花,而是将现代生活乃至宏大题材等纳入剪纸创作的范围中,2008年,为庆祝奥运会,郭维全设计的《扬帆青岛,同迎奥运》剪纸长卷长2008厘米,宽63厘米,整个剪纸长卷以喜迎奥运为主题,长卷立意深刻、画面宏大,目前被奥帆博物馆收藏。     

怀特海的神秘主义辨析

长期以来,加之于怀特海身上的"神秘主义"往往只是被贬斥地理解成科学主义的对立面,这种是此非彼的思维模式妨碍了我们对怀特海哲学之整合性的理解。事实上,怀特海正是立足于科学自身的超越,试图将神秘主义理性化。这种消解对立、同于大一的哲学诉求恰好又应和了神秘主义的原初内涵。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合理地理解怀特海的神秘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