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策问责的现状与困境——基于2003-2012年问责案例的分析

通过对2003-2012年间所收集的318个问责事件的统计分析可知,中国问责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结果问责和执行问责层面,而对于决策问责则非常有限.研究发现,当前决策问责最大的困境是决策责任认定困难,具体表现在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责任行为、责任结果和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决策责任认定实际上是一个责任评估问题,但是目前责任评估侧重于对行政执行及其效果的评估,而对决策的评估却重视不够.因此,加强决策问责首先要实现有效的决策责任评估.     

论西方异体问责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已经成为了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实现途径,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亮点。问责制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制和异体问责制,异体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的关键,它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有权机构或人员对政府的问责,其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约束让行政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通过对异体问责制度的分析,结合美英等国的问责制度,提出了我国异体问责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逻辑、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官员问责宗旨的实现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但是,制度建构属于基础性的条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目前还应该选择坚决锁定行政高官为问责对象、特别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加以突破。     

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与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

立足COVID-19情境,以1169名公务员为研究样本,运用层次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其避责行为意向的关系及个体公共服务动机和风险感知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显示:问责不当性感知能够显著影响公职人员的避责行为意向;公共服务动机在问责不当性感知和避责行为意向互动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风险感知在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厘清中国情境中基层避责行为生成过程及其作用机理,助推政府问责制度改革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论监察问责制度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问责制度是该法中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规定还比较粗糙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包括与党内问责的关系还比较模糊、问责的主体和对象范围不清以及问责的程序和方式规定缺失等问题,亟需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予以规范。建议未来立法首先明确监察问责中的"责任"属性以及与党内问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明确监察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问责事项、问责的程序和方式等问题。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效果乏力的病理分析与改革措施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建立,问责行为日益普遍。当前,人们普遍认为行政问责制最大的不足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主要表现为对案件处理的搁延、处理结果有失公正、被处理人员非法重新启用等方面。究其原因,在于行政问责法律与制度的不完善,监督体系欠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以及客观存在的合法化转型危机等。因此,行政问责制的根本改善需要一整套从制度完善到文化建设的系统改革措施。     

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评估可以深刻地揭示其价值和功能,为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标准和量化依据,是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工具和科学手段.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常常涉及多个因素或多个指标,评价是在多因素或多指标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借用数量学的方法并根据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先设计出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行政问责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分值,更能够体现出行政问责制度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下的政府审计职责重构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政府向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责任政府转变.我国政府职能创新将公共服务作为价值核心,政府审计作为政府职能的组成部分,有必要树立公共审计服务治理理念.在对责任政府与公共审计服务治理关系辨析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审计的基本职责应立足于问责与绩效评价,即对政府履行职责的规范性及其使用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评价.     

"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

政府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执行政策,执行上级指示和遵守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及角色要求,管理社会.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就是切实可行的问责制.问责主体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决策者;二是上级和专门监察机关;三是社会及代议机构、中介组织和公共媒体等.因此,可以把这种问责制称为"三三问责制".决策者和社会主要从自己的利益或政策意图出发判断政府责任,即从政府组织行为的结果上来问责,而组织内的问责主要根据组织过程来问责.无论哪一种政府责任的实现都必须以相应的体制保障为前提.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基础,因此推行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问责制还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有: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强制力作为保障;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为了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政府就要转变行政理念;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权责一致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论哈耶克的责任观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责任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人们履行与承担责任的根据在于理性,责任是对行动后果的承担.面对现代社会凸现的责任日益法纪化、角色化与碎片化的危机,重新审视、反思与批判哈耶克的责任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立足于现时代的责任危机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我们应该把责任放在这样一个高度之上:它是构成现代社会关系的深层底基,是一切人类基本价值的基础.任何人生命的尊严和完整不是来源于自身以外的恩赐,只能依靠其在生活中把握和重建完整意义上的责任自我.     

羊群行为与有限理性

羊群行为是金融市场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对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本文探讨了羊群行为的发生与有限理性的关系,决策行为人采取羊群行为在主观上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表现.但由于受到内外部约束条件的影响,其决策行为必然表现为有限理性,而此有限理性是导致羊群行为的直接原因.     

人性化公共行政理念的重构

公共行政理念在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决定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决定公共行政实践活动的方向.从"执行行政人"、"官僚行政人"、"有限理性行政人"、"理性经济人"的发展理路进行反思,它们都只是从一个简单化的层面意义上揭示了人之本性的内核,进而从认识论维度构建起人的完整体系--心理、精神到行为."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     

小说艺术的理性魅力探寻

小说是一种具有独特品性与功能的艺术,小说的描述对象是人与人的生活.人的价值、意义以及人的终极目的,这些人类初始就一直被探索的问题,至今仍被诸多小说作者通过对人的种种行动、语言、内心等形象地再现而不懈地探索着,这便使小说具有了哲理的蕴含,充满了理性魅力.作家在描写外在世界、叙述人类行为的同时,更注重全方位地表达自己对人生世态的看法.小说不仅描述人和人的生活,而且能从容地吐纳各种关于生活意义的本体思考,表现作家对存在价值的独特认识.小说理性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情与理的高度融合、艺术形象的思辩色彩、叙议结合的理性抒发是使小说具有理性魅力的重要方式.     

论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

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关注的精神文明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人们深刻反思科学精神对自然科学的物质功效,与对社会科学的精神功效的整合,这也正是科学精神价值统一体的深刻内涵.科学理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从文化价值论层面、科学认识论层面、科学价值论层面、科学方法论层面探索科学精神价值理性,对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精神体现出科学价值理性;反思人与社会关系,科学精神体现了社会价值理性;反思人自身的思维运动,科学精神揭示了精神价值理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赢找到了科学途径.     

当专家与街头官僚相遇:建构主义视角下社区治理项目评估实践分析

随着政府管理体系问责的加强,第三方评估逐渐兴起.第三方评估被认为具备公平、公正的特征,同时具有"以评促建"的功能.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是一个各利益方不断博弈、不断建构的过程,最为突出的是评估专家秉持的科学理性逻辑与行政官员身处的行政运作实践逻辑之间的碰撞.本文运用参与式观察法,从建构主义视角对所参与的社...     

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好:表达、固化与问责机制——西北Y县民政局两种社会政策的执行比较

政府在不同社会政策的执行上具有优先序列和偏好成为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北某县民政局两种社会政策的实施进行比较分析,阐明在社会政策执行实践中的优先序列表达及其固化过程:基层政府在不同政策执行时的回应(包括认知、态度、强度)和自我预期上的差异性是影响政策偏好表达的原因,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具有偏好的行为逻辑加深了其固化,而产生回应与自我预期差异、产生偏好的本质原因在于县级政府及部门问责机制的局限性.     

市场、有限理性及其方法论意义

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各经济人的信心、预测、期望、决策及其自利行为的集合体,同时还是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人同外部市场环境互动的结果.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反映了市场行为主体的 价值偏好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市场运营的效率.在市场与经济人之间.经济人的行为受制于 自身预测、决策能力而充满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往往成为"市场自动出清"的制约.从经济人的道德理性和非理性出发,来理清市场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弱点,对于全面把握"市场万能"的真实含义,以理性制约非理性,强化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制大有裨益.     

论集体理性政策偏好的形成及价值

集体理性政策偏好为政治体系解决公共事务和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公共政策对公共资源分配所产生的效用流是社会成员表达和关注政策的前提,而社会成员在政策过程中会产生随机性而非系统性错误,这是集体理性政策偏好形成的基础.正是在随机性错误的基础上,各种意见通过聚合过程形成稳定的、可预期的集体理性政策偏好.因此,政策体系应积极回应集体理性政策偏好以提升回应强度,并最终实现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有效衔接.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多维视阈及推进路径

理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基础,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视阈提炼一个综合性的理解框架,即经济学理论中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性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法学理论中的受托关系视角和社会学研究的社会期望视角,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不同关系的具体体现,而管理学视角下的"行善赚钱"理论则是从企业运营角度出发的理解。基于此,推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路径为:行政、立法及司法部门都应加强对企业外部性问题的敏感和响应程度。居民、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应积极提高维权意识,引导责任消费;企业自身应提高对社会责任的重视,正确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和企业价值间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