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如何规避政治发展的风险

新权威主义按其理想模式能在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独特的历史作用,但新权威主义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如何为民主创造条件、如何制衡政府权力重视不够,未能很好地解决民主化动力问题。新权威主义政府只有和民主政治相结合,受到法治的规范和约束,主动对民众进行民主选举的训练,使政治家和选民养成遵守民主规则的习惯,并在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成功规避政治发展的风险,真正完成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重任。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治参与 基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8）的中国数据，本文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考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当前中国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不高，但呈现明显的世代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显著更高，并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第二，政治参与的世代效应在不同维度上有所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在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上呈现世代递增趋势，在基层选举参与上则相反；第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并且，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研究证实，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公众价值观的变迁，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国居民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文化变量之一，同时指出在价值观、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引导上需要更加关注年轻世代。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述评

文章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书进行了述评。     

远程登录中的新地缘政治——维利里奥的《解放的速度》解读

在数字化资本主义远程在场的新存在论中,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内容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光速政治事件的偶发突现场境将解构传统政治生活存在和斗争格局,各种瞬间爆炸性政治信息事件的偶发成为光速政治在场中的常态。传统地缘政治中的依地理环境和特定社会构序建立起来的空间布展战略必然让位给"读秒战略的接近性",在特定的领土内发生的政治支配和控制将让位于远程登录的宗主政治操控。这是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全新远程遥控时代。     

中国体育法治中的父爱主义——《体育法》中法律父爱主义生成逻辑

权利论历来是中国体育法制最受欢迎立法理念,但父爱论的理论构建基础凸显着科学性、人文性,因此中国体育法治中仍需坚持父爱主义的立法理念。在中国《体育法》中,由国家干预的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是法律硬父爱主义的适用,而部分的学校体育法便是法律软父爱主义理念的运用结果。在理论上,法律父爱主义承袭的是父爱主义理论逻辑,即通过一定程度限制措施以保护弱而愚之人,并在道德诉求下寻求一种允诺行为自由与严格规制之间所达成某种适当立法平衡的理念,因而在体育立法过程有其自在的自为逻辑。     

共和主义的复兴——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

本文依据历史上的可靠性、理论上的融贯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欲性和可行性这三个标准,考察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建构主义倾向、反自由主义倾向以及在公民美德问题上的困境,检讨晚近以来在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诸领域全面复兴的共和主义所存在的局限,从而探求其出路.     

论新《公司法》中的但书规范

但书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新<公司法>使用但书的数量、形式、技术等方面大大超过了旧<公司法>.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界定了但书的含义、新<公司法>中但书规范的具体形式及其作用.     

地位焦虑、物质主义与炫耀性消费——中国人物质主义倾向的现状、前因及后果

通过对369份有效样本的层级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人确实存在较高的物质主义倾向,且在人口统计因素上存在差异,其中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物质主义倾向;家庭收入越高,物质主义倾向也越高;不同教育程度和年龄对物质主义倾向的影响不够显著.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的地位焦虑与物质主义倾向显著正相关;物质主义倾向与中国人的炫耀性消费显著正相关;物质主义倾向在地位焦虑与炫耀性消费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身体写作：一种“野蛮主义”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含义颇多、歧义丛生、因此显得极为暧昧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我们喜欢把它简化为两种,即"启蒙/社会现代性"和"审美/文化现代性";这实际是对现代性概念多元性、复杂性的掩盖.在多元的现代性中,"野蛮主义潜藏于现代性的核心",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身体写作"中鲜明地表露出来.在现代性视角的观照下,身体写作的成就与缺失清晰可辨.这为众生藉此走近人性和生活的真相,去贴切感悟意义复制世界对生命积习已久的尘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和切入口.     

从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看中国政治改革

面对20世纪拉美和亚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朽和政权动荡的现象,亨廷顿以威权政府和政治发展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指出现代化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步协调发展,方可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实践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意蕴

在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寻求解决方案的时候,生态理论领域展开了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学思想、马克思是否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等相关问题的争论,这表明了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呼唤,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是离不开马克思的思想。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生态自然观,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相统一。实践唯物主义的目标是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以控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解。共产主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     

从政治哲学角度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人民概念

无产阶级、人民、普通人这一序列的概念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概念。然而马克思从不认为,这一序列概念可以直接被当做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列范畴。因为西方的政治传统已经深深地将这一序列概念和现代自由主义嵌合在一起。现代自由主义笃信缺乏不平等的可能性的平等是无价值的。这样的信条也以某种形式形塑出西方政治哲学关于这一序列概念的预设特性,即从这一序列概念具有的革命性转变成保守性。大体上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体系中,虽然用的仍然是旧的术语,但是,人民以无产阶级的形式,成为实现根本社会变革的力量,以这个人民的名义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人民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逻辑地展现而等同于人类。     

The Historical Forms of Materialism and the Philosophical Domai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tural materialism, humanistic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re the three historical forms of materialism. The “material”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social thing which is “perceptible and imperceptible by the senses” and connotes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history”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realm in which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are able to unfold, s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ctually a critical view of the world” that inherently contains dialectics in a “rational form.” The formu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pened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ism and even philosophy as a whole. In the course of its critique of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unfolds with capital as a core categ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ublates abstract existence and discovers real social existence, thus putting an end to metaphysics, which is grounded in abstract ontology.     

信托政治论

信托政治,就是以信任和委托为支点的政治。在信托政治关系中,包括两类主体:政治的委托者和政治的受托者。受托者基于委托者的信任和托付,既获得了执掌政治的权力,但也必须承担作为受托者的、不容推卸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信托政治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是数千年来封建王朝更迭的理论基础;在现代中国,信托政治理论也蕴含着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潜力。信托政治的观念不但有助于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而且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     

立足社会化的人类是马克思新唯物史观的新视角——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考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哲学范畴,并赋予了社会化的人类范畴特定内涵。马克思以社会化的人类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从社会化的人类的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方面进行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构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     

“阿尔都塞”反对“阿尔都塞”——“偶然相遇唯物论”的双重面相

五月风暴发生之后,经过长时间的理论思考,阿尔都塞于晚年正式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论,以反对目的论国家观.一般观点认为,从阿尔都塞的前期理论背景来看,阿尔都塞以“唯物论”确认了经济基础是人们政治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意图以人们对自由价值的追求凸显人的选择的优先性,避免历史领域的主体性丧失.但是,这种看法却忽视了阿尔都塞的真实意图,即利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瘫痪的有利境遇,联合各种进步群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本意.而造成这种“误认”的原因便在于其理论自身包含的“张力”.     

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

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想以来,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爱,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但人类自身的人性需求,特别是基于在生存的基础上对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寻求,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之中.因为人们过社会生活的动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能的自我保存所催发的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保存,这种个人私利中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诉求.也成为法律与政治在逻辑与事实上联结的基点.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公共生活领域,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乃是具有最起码的秩序状态,而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由政治和法律来共同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或者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事实上也都是由法律和政治共同构筑的,这表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始终是离不开政治与法律的.而从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