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社区特征与中国农村老人的抑郁症状

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城市老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表现为自杀行为.通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2011年基线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 (HLM) 分析村级社区水平的经济、人口、管理、设施、生态环境五个维度的特征对农村老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发现中国农村老人的抑郁水平具有显著的村间差异.加入村级水平的解释变量后发现,村子的平均收入水平高,村里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口比例高,村主任的任职年限长以及村里的基础设施水平高,村里老人抑郁水平显著更低;而在工业污染排放中度和严重的村子里,老人抑郁显著更高.进一步的跨水平交互作用分析则探索了村级变量对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老人群体的作用差异.研究结果对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发展以及农村老人的抑郁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昌市高校的实证

该文以江西省南昌市的高校为例,结合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将校园教育、个体资本、政府因素、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五个维度纳入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校园教育、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资本、政府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此,分别从校园教育、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三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高校辅导员如何做好学生思政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部对于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要求不断提升.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各种思潮涌现,对高校大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需要高校不断加强思政教育工作,对学生进行正向的引导.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为直接面对高校学生个体的群体,高校辅导员能够更加直接地发现学生的思想变化,且能够根据每一个学生的变化调整相应的思政教育对策.该文将从当前高校所面对的思政教育环境、高校大学生的特性入手探讨高校辅导员如何做好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     

中国成年人抑郁症状的社会经济梯度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和2016年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和2016年数据,探讨中国成年人抑郁程度的分布情况及抑郁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抑郁的发生率较高(其中23. 4%的人有抑郁症状,4. 6%的人患有抑郁症);个人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越高,则其抑郁水平越低;通过Wagstaff分解法分析各类因素对和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贡献发现,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依次为23%、22%和33%。此外,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抑郁水平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趋势;女性和农业户籍者通过教育获得的精神健康回报要高于男性和非农业户籍者。     

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机制及变迁趋势：基于十年历时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

通过分析十年历时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和时代变迁规律。研究表明,学业表现、家庭背景和宏观环境对大学生升学意愿均有显著影响,个体学业表现的作用最为微弱,家庭背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国外留学选择上,在毕业规划方面宏观环境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交互分析发现,家庭背景对选择深造,尤其是留学的作用会随着学业表现提高而增强;十年中,家庭背景主导作用和学业表现微弱作用均保持相对稳定。宏观层次的研究生教育自费政策对当年大学生深造意向有显著负向影响,而高校毕业生增长趋势对个体深造意向有显著正向作用。本文证实了“大学教育后”教育机会分配仍然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再生产逻辑,中国过去十年高等教育领域的转型背景对个体的毕业规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有助于完整理解十年来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变化轨迹和规律,以及接受高等教育后的教育分层。     

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移民创业行为

本文旨在探讨方言能力对城市移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和对语言环境的调节效应。基于“身份认同理论”，以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通过区分移民方言能力的沟通属性与文化属性，建立基于线性概率模型的创业决策模型和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创业收入模型。研究发现，方言能力的文化属性使移民创业的概率增加1.8%。在采用“双胞胎样本”方法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依旧稳健存在。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只对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拥有不同物质资本的个体没有敏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在语言种类较少和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但对创业收入没有上述影响。本文有助于揭示语言在移民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自评一般健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IMHC）数据,分析了自评一般健康指标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发现,自评一般健康具有较好的信度,被访者先后两次回答的结果高度一致,两次回答结果的微小变动表现为随机性的波动,而非系统性偏差。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调查中题目次序效应的影响。关于自评一般健康指标效度的分析发现,该指标能够有效反映被访者自我感知的各种健康状态和个体既有的关于自身健康的知识,但不能很好地反映个体无法感知的机体变化等健康问题。自评一般健康存在较为复杂的回答偏误问题,受不同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关于健康的评价标准、期望与认知差异的影响,其回答结果在不同人群中的可比性值得商榷。     

拼爹重要,还是拼搏重要？当下中国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

在现代社会,个人根据其能力、素质和专业技能等资质获得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绩效主义原则已经被广泛认为是符合经济公平正义的主要分配原则。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公众是如何看待绩效分配原则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CFPS2010）,对公众关于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状况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第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成员越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二,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轻人更加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三,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中国公众之所以对收入不平等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公众相信教育和个人努力是取得社会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应注意,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与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密切关系。     

教育补习真的有效吗?——基于学业表现和非认知发展的视角

基于2016年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40所学校小学四年级学生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教育补习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教育补习的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功能拓展区四年级学生教育补习总体参与率为42.57％,其中英语补习比例最高,语文最低;家庭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的补习决策,教育补习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职能;参与数学和英语补习可以显著改善学生的学业表现和非认知能力.参与语文补习对学习成绩无显著影响,仅能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教育补习加剧了因家庭背景不同而导致的学业成绩不平等,且对不同学习基础学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结构、需求特征和行为决策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对城乡老年群体消费结构、需求特征及行为决策展开调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我国城乡老年群体的收入与消费规模并不均衡,收入水平远低于消费水平;城乡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具备相似性,都集聚在衣着、居住、医疗保健;退休后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且"代际收入"可能成为我国老年群体不存在"退休—消费"问题的关键原因.此外,学历水平、家庭支持都能促进老年群体消费水平的上升.     

民政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认同与职业发展 ——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的数据分析

民政社会工作者身处民政系统中,兼具社会工作与行政的双重属性,是我国社会工作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中民政社会工作者数据模块为依据,基于个体"主位"视角,从个体维度、专业维度与组织环境维度对民政社会工作者的行业特征进行系统描述与分析.研究发现,民政社会工作者处于基层民政领域,受...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

目前学界对宗教与信任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结构中不同半径群体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3.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     

专业选择与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发现

高等教育的扩张大大缩小了两性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年轻一代的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甚至超过了男性。研究高等教育横向分层维度对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尤为必要。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从大学专业隔离的角度入手,分析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分析发现,首都高校存在明显的专业性别隔离：女生更多地集中在文学、历史、艺术等专业,而男生更多地集中在理工科类专业。大学专业对毕业后个体能否进入男性主导职业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于男性,女性进入男性主导职业的概率更低,在控制了专业后,这一差异显著降低。非线性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进一步显示,若男女在专业分布上没有差异,不同性别群体进入男性主导职业的概率差异会减少40%～50%。该发现对理解城市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大学生宗教信仰与个体特征关系研究

根据2012年北京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对宗教信仰者群体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宗教信仰与个体特征存在一定相关性,不同性别、学历层次等条件下学生的宗教信仰情况具有显著差异。进而可以看出:宗教信仰更多出现在相对低端、弱势、边缘或者"问题"人群当中,但也开始在高端或中心人群中出现;马克思主义对于各种宗教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政治思想教育的有效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青年女性工作时间的溢价效应

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青年女性为研究对象,运用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关系.重点揭示青年女性工作时间投入会产生多大的经济回报,结合性别差异、 标准工时以及工资分配方式,多角度分析青年女性工作时间投入产生的溢价效应.研究发现,工作时间对青年女性收入具有溢价效应,工作时间每增加1小时,产生的溢价效应约为13.88％,在工时制度和工资分配方式约束条件下,青年女性延长工作时间会增加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低于工时标准工时、 劳动力生产率较高以及计时付酬较多行业的青年女性工作时间溢价效应更高,且比平均水平高出约9.36％-16.85％.据此,从工作时间、 就业方式和收入状况三个层面提出应重点关注工作时间过长的劳动者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和低收入人群增收难题.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与社会态度研究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的"稳定器",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重担。利用2014年CFPS数据分析发现,主观认同感越高的中等收入者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更加积极,更加认可政府工作。个体结构性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家庭经济状况都会影响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呈现向下偏移的态势。究其原因,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大多位于中等收入标准下限。相对于其他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人际交往和住房贷款压力较大,所承担的社会保障负担和金融投资风险也较高。因此,提升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的关键在于增收、减负,使其真正享受到中等收入者应有的待遇。     

精神贫困对个体返贫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群众的精神脱贫问题成为防范返贫风险的新挑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2018年三期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条件Markov模型分析了精神贫困对个体返贫的影响。研究发现：精神贫困个体更易返贫;当存在风险冲击时,非精神贫困的个体不易返贫;当个体具有医疗保险或当地政府具有较高公信力时,精神贫困对于返贫的影响减弱,互联网的缓解作用不明显。相关部门应对精神贫困进行有效识别,积极做好引导工作,激发个体内生动力。同时,要加大对脱贫个体的医疗资源投入,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打造政府公信力,进而形成防范返贫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