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留支译经中的言说类词语

菩提留支译经语言通畅,不但是上品汉译佛典,而且是研究中古汉语的珍贵语料.菩提留支译经中表示"言说"的动词语义场内有这样一些成员:白、告、言、语、日、说、自言、告言、语言、言语、说言,它们在译经中使用情况各异,句法、语义特点有别,其出现频率、在语义场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菩提留支与同时代的另一译人瞿昙般若留支所译佛经往往均署"留支译",通过对其署名清晰的译经中言说类词语使用特点的分析,可以初步确定"留支译"经的真正译者.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批评

冷战期间,美英读者在不同阶段.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别样的审视与言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世骧、白之、李祁等人率先考察了新中国诗歌、小说的形式特征,重点论析了它们与民族传统文学形式的联系.70年代,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关注度较上一时期有所提升,蔡梅曦、黄胄、约瑟·威尔金森等的言说具有代表性,他们重点考察了文学修辞、政治意识形态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整体评价较上一时期有所提高.80年代至90年代初,马若芬、赫格、许芥昱、戈茨等人以新的批评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颇具特色的解剖,深化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认识.     

试论中产阶级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限度及其超越

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变数，不是一对一的单变函数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的互动关系；学术界探讨的只是中产阶级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理想类型”，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中产阶级与政治社会化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演变规律；理性地分析中产阶级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理想类型”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演变规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实现政治稳定、政治发展、政治参与以及政治社会化具有良好的政策意义。     

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

政策作为一定政治系统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统治功能.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在于公共政策活动是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机控制,进而促进社会协调和有序发展的政治行为,而这种政治行为又往往取决于政府管理是否有效.公共政策具有政治管制功能,通过公共政策可以规定政策对象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此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由于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的政府活动,因而研究公共政策必须首先从分析政府工作开始.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的特权,政府官员是这一过程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决策也就是政治统治决策,政府能力是保证公共政策质量的基础.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在实现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进程中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禅宗与中国艺术精神摭谈

禅宗大师们所追求的"有"、"无"思想,"我"与"非我(佛)"的统一,神秘的东西"不可言说","顿悟","默言"等禅理,在中国艺术家手中构成了中国艺术特有的内涵。艺术家常常注重禅理的修养,直至用禅理来开拓艺术境界。     

“断交”后日台沟通渠道的特征及其变化

日台"断交"后出现了以"交流协会"、"亚协"为窗口的"半官方"渠道和以"日华恳"为代表的民间渠道。这在组织结构及功能特性上皆与主权国家间的两种渠道呈现差异,即"交流协会"、"亚协"必须以民间面貌示人,只能发挥礼节性、事务性往来的功能,而"日华恳"则发挥双方间接政治接触的功能。由于日台关系从属于中日关系,因此上述基本特征自"断交"以来并无变化。随着冷战后日本"以台制华"的意图日益明显,"交流协会"、"亚协"的官方色彩逐渐浓厚,以"日华恳"为代表的民间渠道的功能亦不断增强。     

“很+N”与“很+有+N”句法结构和功能之比较

"很+N"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语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被语言社团使用和认可.这一结构虽然不符合现行的语法规范,但是具有很强的能产性,能够凸显名词潜在的性状特征,形成一种言约意丰的表达方式.与"很+N"结构相比,"很+有+N"则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语言事实,被语言社团广泛使用和认可.这两个结构无论在特征、表意还是功能上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从句法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对这两个结构进行比较分析,阐释它们的异同.     

"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辨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国",这与孔子"中庸"的哲学观相一致,而体现了"中庸"哲学观的礼乐治国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理想国"的具体措施."诗""乐"一体,(诗三百>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对"郑声淫"的评价,是从礼乐治国角度评价的,是对具体邦风的评价,属于政治评价,是"析言";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是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评价,既是审美评价,也是政治评价,是"浑言",这两者的评价不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的.所以,"郑声淫"与"思无邪"之间不存在矛质关系.     

真、针、震,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三字经

高等学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念好"真、针、震"三字经,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念好"真"字经,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己要真信、真懂,讲课要带着真情;念好"针"字经,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讲课要有针对性,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把握学生的实际情况;念好"震"字经,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讲课要注重艺术性,讲课要在学生中引起震动.     

中日“政冷”下的经贸关系及民间交流

纵观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两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然而,虽然中日经济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是由于中日政治关系往往处于感性高于理性的局面,而历史的纠结对其产生强化作用,由此最终影响中日经济合作,导致中日政治、经济、民间交流与合作全面变冷的恶性循环.本文以要素禀赋差异为依据深刻分析中日经济合作的理性基础,重点阐述中日"政冷"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经济效应,指出中日政治上的分歧必然影响两国间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而这种态势的进一步蔓延导致中日关系全面的对抗性博奕,最终陷入两败俱伤的境地.而推进中日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加强民间交流则是摆脱中日间政治僵局,为日本经济的进一步恢复,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发展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     

家庭资源与权力关系——农民工子女抚育策略决策机制的实证研究

根据25位童年曾有留守或流动经历的90后农民工的口述史资料,考察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抚育策略的决策机制.研究发现,子女需求的变化是引起家庭策略变化的诱因,其中以教育需求变化最为明显.父母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满足子女变化的需求,是家庭策略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期亲子离散的家庭结构,削弱了父母对子女决策的权威,子女在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随之有较大提升,子女在家庭决策中开始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非市民”待遇,使每位农民工父母决策时都面临着来自于歧视性制度和匮乏的公共政策资源的巨大压力,使得每个农民工家庭的选择都极为有限且相似,带有深刻的时代局限性.     

早期佛教世界观的演进历程--以说一切有部经论为中心

三科在说一切有部阿毗昙中的细密分析过程中逐步成为佛教人本主义世界观的典范。五事是《俱舍论》之五位七十五法的雏形,亦是《百法明门论》产生的基础。它改变了根本说一切有部以蕴、处、界三科摄一切法的世界观。以五事摄一切法,是佛教世界观的一次重大变革。这场变革出现在说一切有部并非偶然,而是逻辑的必然。说一切有部精于论议,分别法相,被誉为佛教的经院哲学,又由于它受到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影响,其哲学思辨特质非常突出,其关注的重点亦由自身逐步拓展到整个世界。     

爱剪纸的老郭

正20.08米的奥运长卷、惟妙惟肖的贵妇仕女图、充满乡土情怀的胶州大秧歌、走出国门的丹麦之花……在胶州市胶北镇的一间大瓦房里,记者见识了民间剪纸艺人郭维全的大作。郭维全生于1947年,11岁开始学画画,18岁学剪纸,尤其擅长人物素材。一把剪刀、一张纸片,为他展现了一方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自由天地。剪剪、刻刻,凭着一颗不泯的诚心,他把与时俱进的梦想和大自然的灵光采撷,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将他们一一展现。郭维全的剪纸艺术不囿于传统民间剪纸的窗花,而是将现代生活乃至宏大题材等纳入剪纸创作的范围中,2008年,为庆祝奥运会,郭维全设计的《扬帆青岛,同迎奥运》剪纸长卷长2008厘米,宽63厘米,整个剪纸长卷以喜迎奥运为主题,长卷立意深刻、画面宏大,目前被奥帆博物馆收藏。     

怀特海的神秘主义辨析

长期以来,加之于怀特海身上的"神秘主义"往往只是被贬斥地理解成科学主义的对立面,这种是此非彼的思维模式妨碍了我们对怀特海哲学之整合性的理解。事实上,怀特海正是立足于科学自身的超越,试图将神秘主义理性化。这种消解对立、同于大一的哲学诉求恰好又应和了神秘主义的原初内涵。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合理地理解怀特海的神秘主义。     

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故事

约翰·D·洛克菲勒(1839.7.8-1937.5.23)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富和美国第一位十亿富豪,1870年他创立了标准石油,在全盛期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市场,财富总值折合在4000亿美元以上。这位美国石油大王把其财富的一半用于慈善事业,他开创的石油王朝在美国的垄断地位达85年之久。并且,洛克菲勒家族从发迹至今已经绵延6代,仍未现     

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