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一州两格"与宋明帝的上台——孝武帝置王畿的政治影响

自孝武帝以来,刘宋财政日趋依赖扬州东土诸郡(三吴、吴会).在政治上,孝武帝将浙江东五郡划出扬州暨王畿范围,造成"一州两格"的格局.景和、泰始之际,东土诸郡在会稽的主导下起兵,便是孝武帝改制的反向后果.孝武帝以来建康朝廷的王畿化使东土诸郡与建康之间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这是东土士族、豪强的地方势力在战后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控制东土诸郡的宋明帝"以中制外"、重构了政权,但东土诸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宋明帝时期,浙江东五郡在扬州之内仍被区别对待.泰始五年(469)蔡兴宗主政会稽,浙江东五郡与建康朝廷良性互动,孝武帝改制以来扬州"一州两格"的局面才稍有改变.     

汉宣帝“武帝正统”的树立与戾太子案之昭雪——从夏侯胜诽谤案谈起

卫太子刘据死于巫蛊之祸,此后,武帝醒悟太子无意谋反。但囿于太子与他兵戎相见的客观事实,以及皇权交代之际的政治忌讳,汉武帝在其有生之年仅仅为太子做了极为有限的平反。昭帝之立以卫太子败亡为前提,这决定了辅政的霍光只能采取只做不说的方式恢复卫太子之孙的宗室身份,客观上迈出了卫太子平反的重要一步。宣帝即位,与霍光合作树立"武帝正统",为达此目的,宣帝在不违背礼制的前提下,首先为卫太子正名。紧接着,"武帝正统"最终确立。     

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

在处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吉登斯批判了社会学理论中"正统共识"的观点,在批判与借鉴前人和当代理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创立了"双重解释学",并以此重申社会科学独特的研究性质与任务.他的"结构化理论"是"双重解释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本文试图理清二者的内在关联.     

论卢卡奇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

卢卡奇通过对革命形势的诊断和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批判,提出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仅在于其革命的辩证法思想,这一思想代表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基本理论旨趣,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方向.对这一问题的解读有着重大而现实的理论意义.但反思地看,他只是在知识论路向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归并到了黑格尔哲学中,从而错失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此,必须首先全面地申说卢卡奇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而相联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革命,卢卡奇的这一思想方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刘宋孝武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

宋孝武帝刘骏即位之初 ,任命其故府僚佐担任领军将军及左、右卫将军 ,禁卫长官的安排反映了孝武帝以武力夺权之后为执掌政权而在控制禁卫军权方面所做的努力。除湘东王 (宋明帝 )外 ,孝武帝朝其他五位领军将军都是积极参与刘骏反劭阵营并立下战功的名将。对禁卫长官担任者的个案考察 ,可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政治状况。柳元景任领军将军长达五年半 ,占孝武帝朝一半时间 ,多年担任孝武帝故府幕僚并在反劭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的柳元景是控制由其军府中兵旧部转化而来的禁卫军的最恰当人选。孝武帝临终遗诏 ,分别将军政大权交与中书监江夏王义恭和尚书令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南兖州刺史沈庆之、领军将军王玄谟 ,其中王玄谟负责禁卫军权。未安排亲王进入顾命大臣班子 ,反映了孝武帝对宗室有可能觊觎皇位的顾虑     

神御在蜀: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与地方政治

宋太宗时,成都新繁县寺僧绘成太祖御容,但绘成之后长期无人问津.然而神宗时期,这一不符合惯例的御容成为地方社会的珍稀资源,获得四川地方以及朝廷的关注,其崇奉活动在多方努力之下,终于使太祖御容拥有了修建殿宇、朝谒以时的准神御殿待遇,标志着蜀中御容殿的兴起.南宋初年,随着北方沦陷,御容流散,自太宗以下五朝御容由陕入蜀,与太祖御容同殿供奉,形成六朝御容在蜀的盛况.南宋末年,御容殿也因四川局势的败坏,不得不以迁离出蜀结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围绕御容殿的礼制与待遇,引出不少矛盾,其背后都折射出四川地方政治的种种特点及其与朝廷的微妙关系.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

辽宋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直至元朝末年,由脱脱拍板,最终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朝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就能看出来。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也能看出来。民国以后对辽金"正统性"的认识曾有所反复,但很快就转到承认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立场上来。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秦咸阳的“俗都”地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礼制建筑的规模和规格来看,咸阳是秦的"俗都",而雍城是秦的"圣都".雍在祭祀方面的精神作用是主要的,它在国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农改超"与城市居民的农产品购买行为分析

作为一种鲜活农产品零售业态的变革,"农改超"在产生初期势必出现诸多问题.但是在"农改超"面对的诸多问题中,"农改超"能否符合城市居民的购买行为是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和杭州市550位鲜活农产品购买者的问卷调查,应用已有的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对调查结果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四项管理对策,以期为"农改超"在我国城市的顺利推进提供思路.     

"正统论"的演变及其文化功能

从"大一统"观念到"正统论",以及正统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而且蕴涵了重要的文化功能.     

古代士人的阶层想象及其悖论——基于"回煞"俗信的考察

回煞俗信集中体现出对逝去亲属的恐惧与排斥,冲击了中国古代士人所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基于智性与道德的优越感,士人群体有意以"俗"界定回煞及其相关人群,试图将自身置于"俗"对岸的理想世界,从中获得区别于庸众、独立高级的身份维度。士人以儒家品格矫正"俗"世界的使命性作为,主要表现为话语批评与躬行示范两种模式。而士人心态与行为的焦虑和分裂,证明其对"俗"阶层的表述与规训终归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回煞俗信为认识和揭示古代士人的多维思想世界提供了别具价值的角度。     

杨廷和与大礼议——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

在明代正常的皇位更迭之际,大多数内阁首辅并无特殊表现,亦很难因此而出名,但杨廷和不同,他因皇位更迭而名噪一时,并为后世学者所关注.因为在他担任首辅时,明朝皇位更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明武宗的绝嗣和皇位一时的空缺将他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于这一特殊时期的杨廷和,学界的评价很不一致,其中大多数沿袭部分明清学者的说法,一味地放大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行为,并刻意为其辩护.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这一时期杨廷和的一味粉饰显然是有问题的,无助于对明代政治特别是嘉靖政治的客观认知.目前对杨廷和总体研究的水平还不高,缺乏有深度、有见地的高质量成果.大礼议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绝非简单的礼仪问题,那种试图以礼仪为视角来解读大礼议是不可能认清这场争论本质的.本文以有明一代的政治演变为视角,就杨廷和与大礼议的相关问题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进一步阐明自己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认识.     

礼制·物欲·人格 --论汉代诗歌兼及后来文学中物欲描写的意蕴

汉代的诗歌和后来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有着对于物欲的赞赏性描写.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对于奢侈攀比风气的反映,但更为根本的则是礼制作用的结果.由于礼制将物质生活的享受与地位等级结合在一起,生活的奢华也就与人的社会地位、价值和自身人格尊严结合在一起.于是,奢华也就具有了向社会展示个人社会地位、价值和自身人格尊严的性质.因而,汉代诗歌及后来文学对于物欲的赞赏性描写蕴藏着的,是对社会地位、价值和自身人格尊严的追求和替代.     

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

贾谊的政治思想是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的。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 ,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 ,他为汉王朝制定了实施“仁义之政”和重建“礼制”的汉政和汉制。这正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也是贾谊为汉王朝制定的“治安策”。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

中国正统论的历史观,虽标准分歧、争议颇多,但其中共同的价值观念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激励了史学的发展.正统论的观念传入日本,经过改造和演化,立足于日本史学而作用于社会,参与造就日本特殊的历史景观.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论思想,有观念与范畴上的共同之处,也出现相异的特点.     

"伯克利创业方法":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策略

"伯克利创业方法"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它以学生为中心,将创业心态作为培养目标,开发出与之相适配的教学方法、课题体系与测量工具.在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伯克利分校的实践经验对我国高校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深度剖析了"伯克利创业方法",以期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试论清初南方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以清初"江左三大家"为例

清初,文人贰臣们在仕清后内心多有愧疚之情,这种心态在士风甚盛的南方的贰臣文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江左三大家"为例,清初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有三种呈现方式:龚鼎孳结交士林,救人之困;钱谦益从事秘密反清,寓故国于诗文;吴伟业无情剖析,以罪孽心态自我灵魂拷问.好名徇利是他们临危变节的重要原因.考察三者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初时代变迁与政治道德伦理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婆罗门教信仰与泰人的礼法文化

婆罗门教的前身吠陀教为史前泰民族建立了礼制。泰人的政治国家建立以后,统治者在礼制的基础上以婆罗门教的《摩奴法论》为法律范本,实行法制,与佛教的道德教化相辅,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后,《法论》失去作为法律范本的地位,但泰人对源于其的佛法的皈依仍使婆罗门教在泰民族礼俗中占有重要地位。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论多利莫尔文化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

乔纳森·多利莫尔是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学家,作为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多利莫尔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多重复杂关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这也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学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