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首都大学生性别观念的发展"调研报告

本文以作者对北京市十所高校进行的主题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性别观念的发展"的调研框架为主体,依凭社会性别理论、文化批判理论以及传播学理论,根据媒介形态指标、两性形象指标、两性角色指标、两性关系指标和性别观念评价指标,分别从"大众传媒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大众传媒塑造的'时尚美'"、"大众传媒反映出男女两性价值实现之差异"这三个方面,考察了大众传媒环境与大学生通过行为所表现出的性别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普遍特征.     

颠覆与重构——论《呼啸山庄》的性别意识

<呼啸山庄>是展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物性剐关系和早期女性主叉意识的典型文本.以往的研究忽视了作品所蕴含的性别意识,事实上,与同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相比,<呼啸山庄>对传统的两性原则和父权意识进行了较为彻底的颠覆,展示了男女两性由原初的和谐到对立再到和谐的艰辛历程,且在解构的同时,力图建构一种新型、理想的两性关系,寄寓了作家对自然和谐的两性世界的向往与期盼.     

本真的迷失与缺位——对中国"青春"电影的反思与批评

中国的青春类型电影,大体走过了一条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残酷"再到"青春消费"的道路."第六代"导演是青春电影创作的主力军,在后现代语境下,当代青春电影设法展示了一代电影人对政治的思考、对文化的反思.但本真的迷失与缺位是中国青春电影始终无法规避的硬伤,一味将青春影片商业化,淡化了青春电影所拥有的深刻文化意义和独特个性.     

耽美现象背后的女性诉求——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体的考察提出,作为一种女性实践,女性通过创作和欣赏耽美作品,表达了自身对纯爱、自主、平等的诉求.并进一步阐明,女性在表达出自身诉求的同时,却又深深背负着男权文化的烙印.耽美现象的产生有其社会基础,它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物.     

性别意识主流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人类社会由两性构成,如果两性发展平等,两性关系协调,就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国际劳工局于1999年提出了社会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主流化,就是"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即指政府和各级组织在政治、经济、教育、传媒、环境、消除贫困等各个方面,促进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政策和措施,要求政府在所有政策和项目中加进性别视角,在做出决定之前分析其对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影响.也就是说,在制定政策时,将男女两性的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考虑,并将男女两性都视为社会发展主体,协调发展,公平受益,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性别意识主流化目前在我国已受到各方关注,从我国提出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义来看,性别意识主流化是其应有之义.     

性别意识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创作追求

现代女性的性别觉醒及其性别重塑 ,是对女性自我历史命运的一次深刻的性别自救。这种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体现了现代女作家以解构男权性爱霸权 ,建构女性情爱主体为旨归的创作追求。     

川端康成"中间小说"女性意识解读

二战后日本的女权运动渐次展开,传统上的女性概念日趋受到人们的挑战,这些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川端康成的创作,尤其是在其<舞姬>、 <山音>、 <东京人>等"中间小说"中创造出了一个个鲜活无比、个性独具的现代女性,从多个层面反映出女性群体蕴蓄的女性意识和现代父权文化的衰落,从中也透视出这种女性意识和川端个人经历与日本群体体验的内在联系.这对于先前的川端研究者形成的共识--川端是一位男权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而言,无疑是另一层面的解读.     

现代男权制理论的沿革

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是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男权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使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劣势与服从的地位。虽然男权制的存在与人类文明的时间一般长,但对于男权制理论的研究却只是处于开始阶段,这个开始阶段是一个从提出到女性主义理论、再到社会性别理论的过程。     

姜文电影世界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涉及电影、文化、性别等多个领域不同流派的理论和实践创造,试图颠覆传统的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电影语言,建立起女性电影独特的叙事话语。姜文电影多以强硬男性主人公为中心,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只是男性世界的陪衬,是男权文化的反映。对姜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剖析,探讨其如何被简化为一个符号或景观而存在于男权世界的阴影中。     

红玫瑰与白玫瑰——电影《邪不压正》中的女性角色作用

姜文的电影在圈内向来以低产高质量这样一个面孔出现,经过《一步之遥》之后,他的电影风格走向了更加明显的舞台化风格,电影台词舞台剧既视感,这也符合姜文一向喜欢夹带私货的风格,这也是姜导电影受到大家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其独特的电影风格中总能强行带入个人色彩,《邪不压正》作为姜文导演民国三部曲的最后,更是将民国元素推向了高潮。女性形象在从古至今历史演变过程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姜文导演的电影中,女性角色并没有被边缘化处理,而像是一颗定海神针一样牢牢地去把控住电影的命脉。女性一直以一种神乎其神的形象向观众昭示着女性所独具的魅力。女性不再是男权社会的附庸,她们代表着自己的精神力量,到达了一种新的精神高度。     

性别政治与女性时间

一、被剥夺的女性时间 性别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已经成为文化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父权制下的性别政治实质上是男权政治,女性时间的缺席是性别政治的具体体现.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为经岁月淘洗的中年女性画过群像,"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的最后一点爱娇".这里的女性形象实际上体现了男权主义的性别政治.女性容颜随年龄发生的变化是自然使然,只有作为客体,"爱娇"才成为一种价值存在.人类早期的女神崇拜多突出女性的繁衍价值,女性容颜作为展示价值的意义源于男权统治带来的时间观念的变化.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

1980—2000年间,瑞典政府为适应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克服中性-平等政策的不足,对性别平等政策进行了改革。通过改革,性别平等政策目标由关注家庭中的性别中立转向关注两性的权利与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由关注家庭内部与劳动力市场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由关注女性的地位转向关注男性的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本质表现为从关注女性的角色与地位转向关注女性的权利与利益。性别平等主流化开启了社会政策制定的新视角,使各政策领域纳入了性别平等的向度,并进一步拓展了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使性别平等延展到社会的各项政策中去。瑞典政党虽更迭频繁,但性别平等政策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并使性别平等机制进一步制度化。瑞典这一时期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为世界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制定与发展提供了经典案例。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印度性暴力问题解析

近年来印度频发的性暴力事件,使得"男权文化的侵犯性"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解析印度性暴力事件频发的历史文化及社会根源,发现印度传统经典尊崇女神与歧视女性的双重塑造、印度教徒道德与信仰二元化的宗教实践、缺乏性别视角的法律文本与实践,是造成印度男权文化强盛、性别歧视严重以及性暴力频发的根本原因,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则加剧了性别关系的紧张。由此本文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有助于破除传统观念,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治与法治建设,积极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本上祛除印度社会男权文化的侵犯性,建立双性和谐的美好社会。     

城市低龄老人性别分工的社会学分析

在老龄化社会中,低龄老年人如何顺利而平稳地实现角色转换是一个有着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研究议题。通过对某两个城市社区中的低龄老人进行探索性调查,发现在低龄老年人群体中,男性进行二次就业与女性操持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具有一定普遍性。这是传统的"男外女内"性别规范型塑的结果,直接有利于男女两性在退休后避免角色失调,并且在深层次上具有着复杂的社会功能。     

“男权主体”的解构与“女性主体”的重塑——露西·伊丽佳蕾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价值

露西·伊丽佳蕾批判"男权制",揭露其自然主义、社会基础和话语逻辑体系的本质,为女性主体重塑排除障碍;直面性别差异,分析其社会历史和制度原因以及女性性别优势,揭示女性主体地位和价值;探求女性文化,论述其自主自觉本质以及政治理念、女性话语等特征,提升女性主体理性。伊丽佳蕾的男权主体解构与女性主体重塑的论述,成为其女性主义理论中最为精彩和最具价值的内容,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国的女性理论建构也应予以借鉴吸收。     

性别的置换 权力的对调——范妮·费恩短篇小说《玛丽·李》论析

19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坛,男性作家一统天下。这种局面使得女性作家需要精心挑选那些公共话语场认可的话题和写作策略,才能突破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写作的层层桎梏,使作品得以发表。作为一名职业女性作家,范妮·费恩也面对强烈的心理压抑,于是写作成为了她发泄压抑的方式。短篇小说《玛丽·李》描写的是女主人公玛丽·李因其美貌和"新女性"的独特气质,被丈夫送入疯人院,最终含恨离开人世的故事。表面上,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女性悲剧;然而深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范妮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对两性身份的置换,显示了对男权社会统治结构反抗的意识和决心。     

《左传》婚恋叙事与春秋文化精神

《左传》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核心的春秋信史,但人类社会的两性格局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观念却使女性与婚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社会变革中的礼法规定与自身不可磨灭的人性诉求,《左传》婚恋中的女性有着"守礼"与"非礼"的双重表现,某些非礼性关系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家国之乱。《左传》婚恋叙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春秋文化从"天命"转向"人道"的精神轨迹。     

被男权社会扭曲的灵魂——从"弄小巧用借剑杀人"事件评说王熙凤

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性格是通过一个个典型事件刻画出来的,其中“借剑杀人”就是成功的一例。在这个事件中,王熙凤的极富心机、擅权术及阴险狡诈、手段毒辣等性格特征被充分地展现出来。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权社会是形成王熙凤性格的根本原因,是男权社会的罪恶扭曲了这个女性的灵魂,使她变得如此卑劣。这一事件再次向我们证明:在以男性为核心的封建社会,女人是否守妇道,是否敢于向男权社会挑战,都会成为男权制度下的殉葬品。     

新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婚恋伦理叙事研究

新世纪以降,女性作家对乡土社会转型期婚恋伦理的关注较为集中。其创作从夫妻双方自我认知、婚恋情感性因素、多角婚恋现象等维度审视具象伦理形态,对乡土女性性别意识深陷传统男权压抑与现代消费文化诱惑的双重困境进行揭示,对农民文化心理的现代性迷思与道德观念异变进行解析。整体而言,作为百年新文学乡土婚恋叙事的承续,女性作家的婚恋书写在传统的共鸣中凸显出女性经验美学的特性,而作家在时代语境下价值心态的游移,成为其创作提升所面临的首要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