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分析

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要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中等收入群体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界定的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具有相对性。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原则和现实标准,同样是推进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扩大进程中所必需的。     

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有希望吗?

利用CGSS数据,以地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75%-125%为标准估计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发现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尚未达成.依据地区样本,空间回归模型表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GDP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正相关,与低收入群体比重负相关,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有希望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教育程度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途径,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是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途径.城镇化和FDI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但效果有限.     

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与社会态度研究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的"稳定器",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重担。利用2014年CFPS数据分析发现,主观认同感越高的中等收入者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更加积极,更加认可政府工作。个体结构性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家庭经济状况都会影响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呈现向下偏移的态势。究其原因,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大多位于中等收入标准下限。相对于其他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工作、人际交往和住房贷款压力较大,所承担的社会保障负担和金融投资风险也较高。因此,提升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的关键在于增收、减负,使其真正享受到中等收入者应有的待遇。     

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结构、需求特征和行为决策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对城乡老年群体消费结构、需求特征及行为决策展开调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我国城乡老年群体的收入与消费规模并不均衡,收入水平远低于消费水平;城乡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具备相似性,都集聚在衣着、居住、医疗保健;退休后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且"代际收入"可能成为我国老年群体不存在"退休—消费"问题的关键原因.此外,学历水平、家庭支持都能促进老年群体消费水平的上升.     

对中等收入问题的国际比较及思考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者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直接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状况,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全局.为此,要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界定我国中等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认识方面如此,实践方面也是如此.通过我国与西方国家在认识和处理中等收入问题方面的比较,可以进一步明确我国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并形成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情绪驱动的中等收入群体网络舆论引导研究

网络渠道是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参与舆论输出的主要途径。对安全、民生和发展方面的议题,中等收入群体往往积极参与讨论。然而受情绪驱动的影响,网络舆论并不能总是良性发展。因此,要通过监管体系的建设、疏导体系的构建以及先进技术的使用,实现对中等收入群体网络舆论的引导。     

关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前,贫富不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和阶层矛盾进一步急剧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为此,"十二五"规划专门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具体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分析

基于经济理论视角,经济增长的收入陷阱本质上可被看成一种稳定或均衡状态,即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因素的作用往往被阻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因素的作用所"稀释",从而致使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徘徊不前。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虽取得较大成就,但其极易遭遇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限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稳定性,进而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已逐步显现。因此,借鉴一些国家及地区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的成功之道或总结其失败教训,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无裨益。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本文认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应该从收入、职业和教育多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本文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大,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较小。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和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越来越大,第一产业中的中产阶层发展也遇到了较大阻碍。本文认为,要壮大中产阶层,应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职业结构调整,普及教育,推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扶持农民工依靠技能提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     

构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平体系

现阶段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存在较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公平残缺，很容易诱发部分社会群体的妒忌心理，激发诸多社会矛盾，甚至引起政治动荡。矫正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和重构新时期收入分配的新格局，着力点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突出社会公平。基于此，从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和结果公平四个维度构建公平体系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形社会结构的最重要路径。     

对我国家庭生态足迹的探析

家庭生态足迹是将家庭作为一个完整的代谢系统,计算家庭与自然生态环境存在的关系.对2007年中国城镇不同收入群体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计算相应家庭的生态足迹,确定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生态足迹掠夺差异,结果表明:2007年,中国城镇不同收入群体的人均生态足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恩格尔系数却是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食品消费的生态足迹部分所占总生态足迹的比重最大;其次为衣着、居住、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活动、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生态足迹掠夺的能力也在增强.在此分析基础上,应合理调整消费结构,引导生态消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     

中等收入阶层视野中的民主与宪政

现代化的群体位序的确立和强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有利于现代化进程,有利于向上流动,而人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升的通道,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宪政法治理念的确立,也就是每个个体的幸福应该尽可能地获得很好的制度保证。我们渴望的宪政将有赖于公平价值的建立、对相关利益群体或者阶层的关顾和宪法制度的创新,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是法治民主的最坚定的保卫者,而宪政法治又能保卫保卫者。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调整城乡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

日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调整城乡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拓宽城乡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对象范围，将有更多城乡困难居民受益。政策调整后，除低保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外，还将中等及以下收入家庭成员纳入医疗救助对象范围。中等及以下收入家庭（不含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患7种大病住院费用救助比例，为个人自负医疗费的80％，救助标准与城乡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相同，最高救助额提高到5万元。同时，将城市“三无”（无子女、无收入、无依靠）老人和农村五保供养对象这两类特殊群体实行医疗救助，     

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的中国式路径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呈现一种"倒U"趋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是"倒U曲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是中国的"倒U曲线"具有特殊性.借助于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收入分配的转型主要决定于体制转型和转型方式这两个因素;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必须改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及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为此还要有相应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过大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应充分认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政府应在制度安排及政策导向方面全盘考虑,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为更多的人通过正当途径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拓展通道。     

进城务工人员相对收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现有研究进城务工人员相对收入的文献,多是通过对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进行分解并加以比较,分析造成进城务工农民相对收入较低的原因.而我们选择反映城市居民收入的一组指标为参照,借助度量贫困的指数SST指数,基于2006-2011年的在京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相对收入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一是进城务工人员的相对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主要表现为达到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在逐渐上升,那些收入低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二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与就业城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仍然有较大的差距,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还无法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三是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日本缩小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源开发理念、措施及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为了缩小收入差距,谋求低收入群体的职业稳定和地位上升,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日本政府一直重视低收入者职业能力的开发与提高,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性措施.日本政府通过实施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源开发措施缩小收入差距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切实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贫困问题的国际测量方法及对中国的启示

2020年后中国贫困问题将发生转型,相对贫困群体成为扶贫实践的主体。国际上对其测量方法主要分为收入测量和非收入测量两大类。前者以收入为基准,辅之等值量表确定家庭规模,采用绝对值或比例值计算,如世界银行高标准贫困线与社会贫困线、经合组织和欧盟相对贫困线、澳大利亚亨德森贫困线和新加坡收入位置法测量等;后者则将群体需求指标化,更关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以A-F多维贫困计数法为代表。相形之下,中国可以针对发展现状,城市采用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农村采用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根据家庭成员结构划分家庭类型,制定扶持政策;细化转移性收入统计,将政策性转移收入单独列出;提升贫困测量结果应用范围,实现与扶贫政策设计的紧密结合。     

"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

"公共利益"是我国法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作为法律保留条款或说是法律限制条款,其本质是对个人和部分利益的限制,对全民或整体利益的维护和偏袒."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有实体和程序标准."公共利益"的实体界定标准主要有三个:(一)客观具体性.即现实中没有抽象的公共利益,针对某一具体情况时,其内涵不再是概括的、抽象的、不可确定的,而是具体的、可以确定的客观存在.(二)公共性.受益主体的共同性即共享性、受益内容的共同性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共同性即政府提供.(三)和谐发展性.程序界定标准主要包括:1.建立充分反映民意的民主程序;2.确立"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标准;3.赋予人民群众拥有公益诉讼的权利;4.设置公共利益确认的单独程序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