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中国成年人抑郁症状的社会经济梯度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和2016年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和2016年数据,探讨中国成年人抑郁程度的分布情况及抑郁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抑郁的发生率较高(其中23. 4%的人有抑郁症状,4. 6%的人患有抑郁症);个人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越高,则其抑郁水平越低;通过Wagstaff分解法分析各类因素对和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贡献发现,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依次为23%、22%和33%。此外,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抑郁水平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趋势;女性和农业户籍者通过教育获得的精神健康回报要高于男性和非农业户籍者。     

地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基于CGSS 2015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且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以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最为严重。本文基于CGSS 2015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居民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支持再分配,且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的影响路径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三个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分配福利态度是提升再分配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因此,应积极关注与回应收入不平等较高地区居民的再分配福利态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     

收入水平、不平等感知与主观福祉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规范视角分析了不平等感知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对不平等的感知越强,其主观福祉越低,且这种不平等厌恶主要存在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更加关注社会差距问题,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不平等感知;伴随着不平等感知越强,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也越高。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中,不仅要完善客观收入分配结构,更要重视居民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感知,加强有效信息的及时公布,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此外,三次分配在中国有较良好的群众基础,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补充作用。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教育对非农就业工资收入不平等的解释研究

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和1989~2009年CHNS的入户数据,根据明瑟方程的回归结果显示,低收入组的教育收益率高于高收入组的教育收益率。通过重新构建的工资不平等程度度量变量和教育不平等以及经验差异度量变量,对离差模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虽然教育能够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但是教育差距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建议——以哈尔滨市问卷调查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城市居民作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其参与情况决定着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通过对哈尔滨市进行问卷抽样调查,并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影响因素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越是在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年轻居民对垃圾的可循环回收情况越了解,越愿意将垃圾回收资金作为小区建设资金;虽然年轻居民比年长居民更愿意配合垃圾分类,但是目前进行垃圾分类的却常常是年长的已婚居民;文化程度越高、居住时间越短的年轻居民越倾向于自己出资开展小区绿化工作;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越注意绿色标识;在人均月收入较高的居民中,已婚有孩子的居民在购买家电时不会考虑节能因素,未婚的居民出门经常不带购物袋。为此,需要加强舆论宣传,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可行的居民参与制度和有效的社区组织制度,提高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对社区的信任程度,从而促使更多的居民为了获得良好的社区环境而参与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收入差异下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及影响机制

基于2005-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四次追踪数据,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分析了基于收入差异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变动趋势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由收入差异导致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呈收敛趋势,符合年龄中和效应理论;第二,身体失能是年龄中和效应存在的关键原因,身体失能比增龄在缓和由收入差异导致的心理健康不平等中的调节作用更大;身体失能降低了收入对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作用;与低失能老年人相比,在高失能老年人中基于收入差异的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的收敛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应推动全人口、全周期健康管理,提高低失能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完善高失能老年群体的心理慰藉服务体系和社会功能补偿机制。     

改革期间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

本文研究了当前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主要关注收入的决定因素与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多层次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使教育和工作经验所得到的回报贬值,并且对于党员和非党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基本差别并不产生影响,总的来说,收入的不平等仍然较低并且和经济增长相关性较小,这是因为在发展较快的城市中,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在某各程度上被人力资本的低回报给抵消了。一个似乎可行的解释是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城市还未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于社会规范视角,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为基础,考察与分析区域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个人对幸福的积极体验。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产生这种负向感知。相对剥夺和关系信任构成的社会心理过程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的重要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未获调查数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国民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收入不平等本身,而是分配体系构建的合理性。所以,建立具有公平正义价值导向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