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就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成本上涨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因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原因受到广泛关注。“刘易斯转折点”等理论解释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原因,但是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原因尚待阐明。本文提出,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加快了企业使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的组合替代低技能劳动,促进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促使劳动力成本以“双涨”形式加速上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统计表明,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成本均快速上涨,在行业和区域内部均出现劳动力成本上涨,简单劳动力逐渐被高质量资本和高工资劳动力替代。对行业截面和面板数据进行4分位回归发现：由资本更新和新产品测量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了就业结构升级;“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就业结构升级加快劳动力成本上涨,主要表现为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上涨。中国企业应充分认识和应对技能升级过程,政府可采用税收等政策工具加速这一进程。     

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适度水平及其实现路径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研究我国劳动报酬份额提升,必须将其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大背景——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下进行。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辽宁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对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的研究推断,辽宁省在2010年左右开始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由于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辽宁省劳动报酬份额将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上升趋势。文章依据辽宁省劳动报酬份额的VEC模型以及与国际比较预测得出,2010-2020年,辽宁劳动报酬份额水平会从48.66%提升到55%⁶0%。而要实现这一结果,则需要从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制度建设以及调整人口结构等方面入手。     

大国比较优势演变中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

为考察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变化对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影响及贡献率，文章构建统一的数理框架，结合WIOD-SEA的中国产业数据，将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分解为产业间结构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效应，结果发现：中国资本存量积累和技能劳动供给增速较快，而非技能劳动供给相对稳定，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同时被产业间结构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效应所形成的要素需求所吸收。但不同类型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分解效应呈异质性特征，资本、技能劳动相对于非技能劳动要素密集度的上升主要被产业间结构效应吸收，产业结构变迁向资本、技能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倾斜；而资本相对于技能劳动要素密集度的上升则被产业内技术效应主导，被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吸收。     

地区间资源错配程度分析(1992-2015)

市场分割问题仍严重影响着中国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乃至TFP.利用文中提出的测算模型及1992-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测算结果显示:省际资源错配导致TFP年均损失9.71%,其中劳动错配导致TFP损失8.62%,资本错配导致TFP损失0.86%,劳动错配程度远高于资本错配;2003年以来劳动错配程度一直在逐年缓解,而2008年后中国资本错配程度却在逐年加重.对各省要素投入过度或不足程度的分析发现,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要素投入相对过度,而东南及环渤海地区却相对不足,尤其是劳动投入;虽然省际劳动配置效率在逐年提高,但截至2015年中西部仍相对存在50%的过多劳动投入,而东南及环渤海地区却存在着40%的缺口.     

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Changes in the labor share of GDP： a U-shaped curve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演变的一般规律,以及当前导致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不断下降的结构性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变化趋势呈现U型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我们提出了一个解释u型规律的理论模型。这一发现为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我们还发现,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除此之外,影响我国劳动份额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的以及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的变化。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会进入上升通道,中央政府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性、结构性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生产要素分配中"物"的要素扩大化及其对策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以后,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实践中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尚处在资本短缺,劳动过剩的特殊历史阶段,使得在分配中物的要素无限扩大,人的要素受到排挤;这样生产要素中物的要素所有者或掌控者存在着资本强势的超额分配,而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份额却大大缩减。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物的要素扩大化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并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前,在政策上迫切需要调整物的要素被扩大的现实,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达到分配公正的目的。     

中国汽车业产业集中与地理集中之关系研究

汽车产业是集群特征明显的产业.我们利用中国汽车产业的研究资料与发展数据,分别对中国汽车产业集中和地理集中的现状和变化特点进行分析,并对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引用国外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及相对较高的产品价格,导致汽车产业发展对规模效应不高的要求,使汽车业的产业集中度和地理集中度都处在较低的水平,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形成了现阶段我国汽车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相对较低,并在多个地区形成相对独立的汽车产业集群的产业现象.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上述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技术进步偏向性取决于技术进步收益率、要素稀缺性和要素相对生产率的增长率。通常技术进步偏向性使资本和技能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资本和技能报酬更高并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及其偏向程度加深,资本报酬更高且在收入分配过程中更具掠夺性,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并恶化劳动力市场地位。而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使劳动力市场需求分化并出现技能溢价。若任凭市场经济自由发展,技术进步偏向性不断强化,技能型劳动需求增长、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工资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最终将阻碍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兼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对过去300年欧美国家丰富的收入、财富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已经扩大,出现了“两个世界”现象.本文借鉴其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的国民收入要素分配面临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与财富集聚的双重压力,这导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扩大的倾向,通过实证检验,提出政策建议: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变资本偏向型战略,实现收入代际流动以及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等.     

论社会主义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企业垄断制的弊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为什么国家的宏观间接控制的有效机制却难以引导微观企业行为发生灵敏而积极的反应呢?比如,其一,由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不能准确地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进而说明不了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即使在职工的劳动报酬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的正确的改革态势下,如果劳动者不存在涌向收入高的企业的客观条件,也就必然要发生收入水平的“横追逆流”。这样,在工资的这种结构型上升的推动下,便一定要导致工资总水平的全面上涨。再加上福利与就业相统一的体制,单凭国家的工资总额增长计划     

工资体制与脑体工资关系格局

本文讨论社会主义传统工资体制和工资双轨下知识分子工资水平偏低乃至脑体收入倒挂问题。文中的脑体收入倒挂是脑力劳动者工资偏低的极端形式,其本身为总体比较概念。这个概念试图表述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如下事实:在工资分配关系中,知识密集部门与知识稀疏部门之间、人力资本存量不同的劳动者之间,其工资水平与知识存量及劳动投入表现为非对应关系,即脑力劳动报酬不是高于而是低于体力劳动报酬,复杂劳动报酬不是高于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

分阶段考察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首先利用传统的份额—转换法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考察劳动要素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接着引入资本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充分考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又进一步考察在Verdoorn效应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劳动转移和资本转移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劳动转移一直存在＂结构红利＂现象,资本转移效应在近些年才开始出现＂结构红利＂现象;与结构效应相比,产业内部增长效应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     

工资差变动及劳动供给行为反应模型

作者根据劳动经济学原理,采取实证和计量研究的方法,从工资差的角度考察了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劳动工资行为的变化,指出劳动市场尚在发育的中国,工资差作用体现为劳动力流动和有效劳动工资的调整这两种互可替代的行为。因此,成熟的劳动力市场要求建立具有激励效应的工资制度和较高的工资差,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治理与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来自2002-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知识经济社会,企业能否实现长期价值创造取决于其是否积极培育、有效管理智力资本要素.本文选取2002-201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治理机制与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虽然能提升物质资本价值创造效率,却抑制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而且不同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各类资源价值创造效率存在着差异化的影响.其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是最为重要的治理机制,其有助于增进包括智力资本、物质资本在内的全要素价值创造效率.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关于构建智力资本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机制的若干建议.     

中国工业行业创新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研究

技术进步的偏向方向和要素禀赋结构的错位会导致生产要素配置的错位,降低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这是出现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并直接影响着工业结构的调整和竞争力的培育。文章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方法,选取2006—2016年中国工业行业创新要素的投入产出数据,重点探讨创新技术进步偏向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行业创新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呈现下降的趋势,创新人员的产出弹性呈现上升的趋势,创新人员近年来对创新产出的贡献程度逐步增强。在创新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上,中国各个工业行业创新技术进步的偏向方向和程度有所差别,并存在部分行业创新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失衡的情况。因此,结合工业行业自身要素禀赋结构选择相适宜的技术进步,对中国工业行业创新驱动结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经济危机分析的时间之维——资本深化研究

资本的深化伴随着资本主义下降期出现,表明在技术创新停滞情况下资本主义只有通过挤压工资来提高利润.资本的深化会遭遇工人阶级的抵抗,所以它是一个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资本深化的形式有很大差异,而资本深化形式的差异也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程度不同.资本深化能够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延缓利润率下降,但是不能制止利润率下降,因为利润率下降是一种趋势,它决定于资本的技术构成.而利润率下降至某一点,便与劳动生产力本身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通过危机来克服.     

居住空间分异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考察

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异将对其城市劳动供给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使用熵均衡匹配、因果中介分析等方法,评估居住空间分异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的农民工工资率比对照组高10.24%;混合居住结构并未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工资率。机制检验证实,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的农民工更易融入城市生活关系和工作环境,同群效应刺激其形成积极的劳动行为偏好。此外,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对新生代和自雇农民工工资率的促增效应明显大于第一代和受雇农民工;居住在市区老旧社区和城中村、市郊社区对新生代和自雇农民工工资率的抑制效应相对突出。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停车价格影响因素及停车政策有效性研究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停车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研究;根据这些因素之间以及这些因素与停车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对停车价格影响的大小进行了实证分析;以现有的对大城市的研究结果为参照,比较了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停车定价影响因素的异同.实证结果发现,影响停车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停车需求和停车供给,尤其是停车需求;增加交通供给就会陷入当斯悖论,会诱发更高的交通需求;增加停车供给将会诱发新的停车需求,并会导致恶性循环;提高停车价格能够增加停车供给,同时抑制停车需求.放开停车市场价格,实行市场竞争价格,对于停车资源缺乏的大城市来讲,在抑制停车需求和增加停车供给方面效果显著;对于中等城市来讲,由于竞争激烈和需求的不足,会导致价格偏低,供给不足.公交优先政策对于改变出行方式,减少停车需求具有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