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价值治理中的法治观及其实现

政府价值治理是立足政府治理实践而萃取的一个描述、分析性概念。政府动用公共权力、财力等资源进行价值生产、动员、整合等活动中的法治观问题,成为“价值治理”理论迈向深入发展的一个前置性议题。当前宪法法律上的核心价值观条款昭示了“民主+形式合法性”版本的形式法治观,它可以为政府价值治理供给具有较弱合法化论证能力的“薄规范”。但政府价值治理中“整合+权利”版本的实质法治观具有理论和现实层面的优越性,它能够提供正当、持久的“厚规范”支撑。为了更好夯实政府价值治理的实质法治观,可以从宪法价值环境、法律规范化建设、行动模式等方面着力推进。     

试论罗尔斯后期“社会统一”问题及其社会观

某些共同体主义者批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将个人预设为“无牵无挂的自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界普遍忽视了罗尔斯的社会观及其后期的理论重心:“社会统一”问题.然而,罗尔斯不仅将现代民主社会理解为其成员具有合作需求的“社会联合”社会,而且也将其理解为社会形式和历史传统对其成员的身份具有巨大型构作用的“社会内嵌式”社会.在这种社会观的参照下,罗尔斯后期提出的“社会统一”的深层根源就来自于作为世世代代的社会成员集体政治-社会实践结果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传统.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导向与优化路径

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有力证明,是有待持续深化探索的重大实践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制度有效性、运作有效性和匹配有效性前后相衔、耦合互动的基本逻辑,旨在充分保障人民“全过程”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在国家治理中持续高效释放民主制度体系所蕴含的有利作用和正向效果,向民主治理的预期目标不断迈进。人民实质参与广泛、民主治理能力提升、民主制度运作高效及民主治理绩效优化,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转化释放的内在要求与实践导向。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不断激发民主治理动力、拓展民主治理时空、完善民主治理模式、优化民主治理生态,将民主制度优势更充分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效能治理中开创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基层治理重构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拟合——基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

长期分治的城乡社会的断裂,对基层治理与社会管理均提出了历史性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基层治理与社会管理对接融合的关键,也是必然.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将极大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多元主体在基层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合作,旨在共同建设自由的微观幸福与宏观和谐,这需要市县基层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制度保障.基层治理重构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拟合,将是促使城乡统筹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     

“污秽”与道德秩序 评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

一、污秽何以成为"问题"人行动的可能及其限度是现代社会科学面对的重要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浮现恰恰意味着人世道德系统的溃散与神圣之物遭遇亵渎的危机,是非曲直难以言说,行动无所适从。道德哲学可以为之说教,社会科学则力图在人的实践中发现并彰显有真实效力和作为事实的"道德",以约束"失范"的政治—经济世界,确保现代人作为道德人的自我持存(self-preservation)(涂尔干,[1893]2005:5)。     

中国行业协会治理转型的困境及对策——基于“结构—关系—行动”的视角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业协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改革新进程的开启,行业协会由“他组织”转向“自组织”。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依附式发展和治理失灵等问题显现,行业协会治理转型势在必行。行业协会的治理转型可以从结构、关系和行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行业协会治理存在结构的形式化与简约化、关系的依附与疏远和行动的被动与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驱动不足、对资源与规则的依赖以及社会资本与策略能力不足。行业协会需要在结构、关系、行动三个维度实现全面治理转型,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实现治理现代化。     

双轨政治与治世理想——《明夷待访录》社会治理思想论析

社会治理如何容纳多元主体是当前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以黄宗羲重要的政治思想作品《明夷待访录》为研究对象,重新解构了书中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思想.从费孝通先生“双轨政治”的角度,指出黄宗羲通过明确君主本职与臣道,提出“分治”思想调整政府权力系统关系,为社会治理争取空间;通过强化学校的“治统”地位,将学校设计成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组织化及制度化的“治教合一”的社会治理机构,最终建构一种健全持久的双轨政治,即通过新型学校设计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治秩序从失衡到双轨化的调整.     

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州基层的实践探索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和命脉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扎实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在党建引领上,实施党建网格与社会治理网格融合发展,推动党员下沉一线服务;在依法落实基层民主选举上,贯彻基层人大代表“两升一降一保证”,扩大代表覆盖范围;在民主协商上,全国首创“有事好商量”民主协商平台,推动政治协商与民生协商向基层前移;在村（居）治理上,完善民主治理机制,提升群众共建共治效能。广州基层民主建设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以完善制度闭环建设为目标,精准聚焦和解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现代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     

论公共问题的政府规制:合法性及其限度

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日益增生和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强提出了政府规制的要求.通过政府规制维护、实现和延续公共利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趋势和必然要求.从公共问题、市场制度与政府规制间的关系中可以探究公共问题的性质和表现,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冲突中可以揭示政府规制在公共问题治理过程中的基础,同时,基于政府行动能力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影响,可以展示政府规制的限度.     

在共同体的视角中看民主

人类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共同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形式属于家元共同体的范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建构起了族阈共同体;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将是合作共同体对族闽共同体的替代.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民主可以发现,民主具有一个生成和蜕变的过程.家元共同体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社会,而族阈共同体则建构起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的治理方式.但是,族阈共同体中的民主处于差异与共识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从而造成了民主的困境.随着合作共同体对族阈共同体的替代,民主将在蜕变中得到提升,从而成为合乎人类民主理想的真正的实质性民主.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