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式意象与解放性内涵——浅析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娃娃角色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娃娃装裁缝珍妮.莱恩的塑造与时装娃娃这一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份职业将珍妮放置在了一种扭曲的社会与家庭关系中,而她在外形上与娃娃的种种相似点又几乎将其形象物质化与商品化。娃娃,作为可以被购买与占有的商品和玩具,从现实到想象,从字面到象征层面,一方面展现出珍妮人格中母性与无私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影射出其潜意识中的施虐欲、控制欲和独占欲等消极元素。因此,在狄更斯笔下,珍妮的成长也正是通过平衡这两种矛盾因素而实现的。然而,对珍妮的塑造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象征与类比的意象中,作家通过强调她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敏锐的直觉,充分地展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性的光芒。狄更斯运用娃娃这一多重性意象,既从多侧面刻画并诠释了珍妮.莱恩的形象,又最终将她从这一象征性的限定中解放出来,赋予更深层的意义与内涵。     

善恶之谈:《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框架

《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框架并非因果报应,善恶之谈才是支撑作品叙事的真正框架。作品以晁家母子的善恶人生为叙事纲目,整合晁源、牝狐、计氏与狄希陈、薛素姐、童寄姐两世间的病态夫妻伦理关系,辅以武城和绣江明水社会风气的善恶之变,在两代、两世、两性、两地的多视角交叉叙事中,充分肯定以德累仁的道德价值,彻底否定不仁不义的道德堕落,体现作者劝善戒恶的道德说教意图。     

“厄洛斯”的两面性——小说《黑王子》中的爱欲伦理叙事

《黑王子》是艾丽丝.默多克后期小说中最受好评的一部,但也是最艰深的作品之一。在创作小说时,艾丽丝.默多克深受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影响。小说《黑王子》不仅集中体现了《会饮篇》中柏拉图对于＂厄洛斯＂的双重性的深刻思索,同时也揭示了作者对于现代社会人的爱情和生活方式的辩证思考。     

《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

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一些宗教神灵和宗教人物,通常是配合作者用以传达创作意图的叙事权威。要理解孙悟空这个形象,必须注意到孙悟空这一长期被忽视的作为唐僧精神导师的身份。孙悟空作为唐僧修行导师这一身份具体体现为如下一些叙事功能:他对取经队伍的分工一清二楚,他对神佛的安排和唐僧的磨难了如指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特意安排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不断点化唐僧,并引导时时口念《心经》的唐僧领悟《心经》精髓。这些功能就使得孙悟空成了一个全能全知的权威叙事者。西游记的叙事规则受制于性命双修这一宗教目的,因此,我们分析相关人物时需要从宗教叙事的角度加以考察:孙悟空的降妖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赎罪,孙悟空的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还有自我修行和点化唐僧的任务,孙悟空所具有的赎罪者、修行者和修行导师这三重身份又都是附属于唐僧的心性修炼的,因此,唐僧才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唐僧的心性修炼体现了作者对《西游记》的整体构思。     

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到“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全球气候合作的理念转换

全球气候合作自开始以来一直被斗争思维、博弈思维所主导,利益之争、话语之争先于气候合作,成为思维定势和策略。“和”思维取代“争”思维是全球气候合作顺利进行的必须。在“和”思维的主导下,全球气候合作的伦理基础必须更加强调“共同责任”而非“区别责任”。“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将取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成为全球气候合作更具说服力的重要原则。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论《红楼梦》首回“甄”“贾”故事中的诗语叙事

《红楼梦》第一回进入实境叙事之后叙写士隐一梦、英莲幼年、贾雨村发迹及甄家败亡,在叙事结尾或将结尾处依次插入幻境对联、跛道人诗、雨村对联、《好了歌》。这些诗词韵语使叙事有了节奏分层,在作为承上启下叙事界点的同时,作者也借诗语传达其深在旨意和情感态度,在交代真假的创作本事同时探求真假的存在哲学,感叹故事人物之“应怜”,暗写宝黛钗的差异特点,以佛道出世解悟人生如梦之旨。诗文交融、叙事抒情结合、创作情绪张弛有度,体现了作者血泪创作背后的“辛苦”经营。     

《当我们是孤儿》中身份的追寻和定位

石黑一雄的小说<当我们是孤儿>体现了作者自身的文化身份的追寻与定位,作家以主要人物不得不以一个孤儿的身份面时这个世界的悲惨命运为结局,阐述了后殖民主义人群普遍所处的漂泊不定、无根性和边缘性的生存状态,以此来表达对宗主国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一切进行颠覆的思想.从而实现重建个人和国家历史的关系、公正地再现"他者性"、消除狭隘的民族偏见和建设美好未来的芙好理想.与此同时,小说还对西方的殖民行为进行强烈的抨击.     

准确把握《讲话》中的“经”与“权”

胡乔木曾在回忆中提及毛泽东《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在社会各界人士中产生了极大反响,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即针对《讲话》说凡事有经有权,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有经常性道理和权宜     

论清代文人小说叙事的演进——以《儿女英雄传》为例

清代白话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对说书程式进行了多方开掘,对说书情景的戏仿是成就独特的一点,<儿女英雄传>用叙事层次的颠倒内化了小说评点功能;作者变成人物进入故事层,由说书人对其叙述过程进行评价.作书人形象的出现使限制叙事更自然.评点式叙事降低了叙述的权威性,用评点家的"文法"标注出小说的大结构.小说将读者熟悉的通俗文学经典中的故事和人物拆解变形,作为组成情节的模块,以表达作者批评意见以及反讽的意味.重复叙事因小说独特的时间结构而来,解决了线性结构与立体的时间和人物的矛盾.     

章回小说叙事的《春秋》渊源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在精神与叙事笔法上,均与《春秋》存在谱系上的渊源关系,源于说话的章回小说,亦不例外。它的以事见义的叙事目的、决断去取的叙事伦理、直书其事的叙事法则以及尚简用晦的审美追求,均来自于对《春秋》的自觉继承。小说家以《春秋》为法,组织叙事;小说批评家以《春秋》为断,判分高下。被历代奉为经的《春秋》,是操纵章回小说叙事的内在规则,是掌控小说话语的范导性原则,也是深含于中国各类叙事文体中的元叙事。只有认识《春秋》这一元叙事的意义和作用,才能破译出章回小说所隐含的叙事密码,解析出它内蕴的文化信息。     

《庄子·天运》“苏者”称谓考说——兼论《庄子》文章的朦胧特色

《庄子.天运》提到焚烧刍狗的苏者,其称谓包含显隐两重涵义,其显性意义是取草做饭的樵夫,隐性意义是参与祭祀的巫师。苏者称谓的隐性含义,源于他在祭祀中扮演的角色。这种表述上的歧义性,使《庄子》文章呈现出特有的朦胧韵味。《庄子》文章的这一朦胧特色,是道家理念在文章风格上的表现。     

《女乞丐王》的叙事特征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参照下,可看出王晓春的小说《女乞丐王》具有如下的叙事特征:在叙事结构上,通过扬善与惩恶两项叙事功能的深层对立而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叙事语法上,通过角色的对立转化,来营造一种完成型的组合形态。在文本策略上,通过民俗意象和转喻手法增强作品的诗意内涵,升华思想和艺术的境界。     

《老子》“宠辱若惊”章新诠

郭店简《老子》“”仍应释读为“惊”,它本作“惊”并非误读。“宠辱”不是并列关系,不是动宾结构,不是偏义复词,不是特有概念。“宠辱”实意为宠即辱,“宠为下也”进一步说明得宠乃卑辱之事。正如“大患”是对“贵”的价值判断,“辱”“下”都是对“宠”的价值判断（“下”即“辱”）,故章首两命题宜断句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郭店楚简本将“人”字断在本章章首乃误点句读。老子在此是做价值重估,从而颠覆以“宠”“贵”为上的世俗价值观。     

试论《水浒传》中的梦幻书写与叙事格局形成之关系

在<水浒传>叙事格局的有机构成中,梦幻书写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借助于对梦幻的书写,叙述者完成了叙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也开拓了叙事空间,形成了叙事张力.小说对梦本身的精心设置使之形成了独立的敞开的叙事空间;小说行文至关键处,常常以梦来完成叙事关键点的过渡.梦幻书写也具备了多重叙事模式,从小说的内在整体性来说,虽然游离于现实事件之外,却与主体内容形成互补,形成文本上的相互配置.讲史文本的纯粹性被小说文本的变异性所取代,这正是梦幻书写的独特意义之所在.     

爱伦·坡《红死魔的面具》的叙事艺术

爱伦·坡在《红死魔的面具》中表达主题与形式对应,是传统情节的奇异颠倒。小说形式可视为信息量积累过程,标题显示主客观间的矛盾。创造与毁灭,生与死象征两极。小说中悲哀的气氛愈来愈深沉,而浓重地全然笼罩着读者。《红死魔的面具》是专制统治者自身的"判决书"。     

论《野草》的自我与叙事及失语

有意义的生命总是故事化的。一个人需要持续的叙事来维持其身份,建立其自我。但《野草》经常取消动作和事件,强调单数的个体,从而悬置了群体身份,消解了故事,使自我的完整叙事成为不可能。《野草》是鲁迅内面精神的静谧花园,呈现为以沉默为主调的失语之语,和以雕塑为聚态的不动之动,与“无地之地”“无物之物”形成了同构关系。这种“言无言”的悖论式写作,实现了一种非故事的故事,反叙事的叙事。而归根结底,是主体的分裂与流动,造成了话语的支离与乖悖。     

“我们”何以要向左转——威廉斯的“我思”与其“内在的语境主义”

晚期威廉斯用“内在的语境主义”来对作为“生活形式”的实践作出批判性解读,该解读内在地关联于威廉斯对“我思”结构的阐释。威廉斯将“我思”结构中的第一人称作复数理解,依此区分两类“我们”。他又将“思”作“批判性反思”理解,强调实践同时是批判之实践。因而他将“对比性的我们”作“左翼维特根斯坦式”的理解,并在靠拢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用“批判理论检测”来思考规范性问题。该批判自带对于制度环境的敏感性(历史感)。威廉斯的这种“超级反思立场”赋予我们对于生活以合理信心,同时也使其理论面临着各种真实的“两难”与“不安”。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的陌生化叙事

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以其独特的视角认真地审视和反思了“知青”运动,批评界也是一直以该作品的“知青”文化的体现为关注重点,极力推崇其思想内容上的价值,但这样恰恰忽略了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强调的“形式”的价值。小说的叙事艺术不仅为内容的更好传达推波助澜,更具自身独立的价值,如对比方法、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章节的划分等等都为小说增添了很多独特的魅力。     

论《断头台》对《圣经》叙事的全新阐释

艾特玛托夫在小说《断头台》中塑造了阿夫季这一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他以典型的意识流手法,借阿夫季之口,说出了自己对现实、宗教、善恶的一系列思考。小说中穿插了《圣经》中的很多故事,但他所展现的耶稣基督形象和《圣经》所记载的完全不同,同时也将东正教传统中的典型观念如末日论、基督的受难及复活等放在现代文化背景中加以全新阐释。艾特玛托夫宗教探索的目标是寻找一条拯救堕落的人类和濒将毁灭的世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