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逝之命与诗歌之塔——朱湘与中国早期新诗的规范化

本文首先肯定了朱湘的新诗创作所具有的方向性意义,重新评定朱湘的新月派的“派籍”问题,以及阐明朱湘的“真的文学、好的文学”观点;其次,以“性”“朋友”“文章”为中心轴从正反两面探究了朱湘新诗创作的思想精神积淀与历史文化成因,并从文化哲学层面探讨了朱湘自杀的深层原由;最后,从朱湘创作由《夏天》期而《草莽集》期到《石门集》期,动态地详析了朱湘新诗的思想与艺术的成熟、风格与个性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早期新诗规范化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论朱湘诗歌的外来借鉴与民族融合

新月派重要诗人朱湘在广泛吸收西方新诗的基础上,扎根于民族传统,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中国新诗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以勇于创新、大胆试验的朱湘诗歌为例,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了诗人诗歌中中西合璧的因素,以及诗人对新格律诗的建设、发展和完善做出的突出贡献。     

论朱湘的现代叙事诗创作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 ,朱湘是新月诗派中被称之为“大将兼先行”的诗人。对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 ,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及关注。但是 ,在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一种明显偏向 ,就是对朱湘现代叙事诗创作及其艺术成绩的忽略。因此 ,本文通过对朱湘叙事诗创作的历史考察 ,以及其作品的分析与诗论的把握 ,说明并描述其在中国现代叙事史上的地位及贡献     

朱湘诗作管窥

朱湘其人,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应该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他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又曾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一起主办过《新月》杂志和《诗刊》,是赫赫有名的“清华四子”之一。(子离饶孟侃,子潜孙大雨,子慧杨世恩,子沅朱湘。)徐志摩曾说:“朱湘君凭他的能耐与热心,应分是我们这团体里的大将兼先行。”陈梦家在《新月     

新月派发展轨迹新论

对新月派发展分期的界定如同对新月派其它内涵研究一样，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但诸说中大都认为新月派以新月社始至《新月》月刊停刊、新月书店倒闭终。这种界说不尽符合历史真实，而新月派发展时闻的确定直接决定了对新月派研究范围的分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作者认为新月派发展经历了胚胎、形成、发展、分化四个完整的重要时期。     

论清华新月诗人

本文论述了清华新月诗人群的定义，前后期新月诗人对中国现代新诗格律发展作出的贡献，朱湘、闻一多、陈梦家、林徽回诗的特点；探讨了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清华出现那么多有影响的诗人。     

“新月”派中有派

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论述新月派的时候,往往都过于笼统,仿佛新月派同仁是铁板一块,这似有一刀切的弊端;而“新月”理论家梁实秋曾在《忆新月》及后来的谈话中,又多次声言“新月没有派”,这话也不正确。在我看来,新月派同仁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没有派”,而是派中有派。新月派是由一些思想和艺术主张既有共通之点,而又不尽一致的同仁松散地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社团和流派。我以为,仔细地对“新月”的派中之派进行区分,有助于对它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新月》译著广告看新月派翻译思想

新月书店不但出版著作、译著,还担任着《新月》月刊的出版与发行。新月书店广告的主要阵地是《新月》月刊。新月书店在《新月》刊登的译著广告体现了新月派的翻译思想。以译著广告为视角,从翻译选材、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和翻译态度等方面,探讨了新月派的翻译思想。翻译选材上,新月派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选择性,通过翻译探索中国新文学建设,寻求社会进步的良方,并致力于推动国内学术和教育的发展;翻译标准上,主张忠实、流畅、传神;翻译方法上,灵活多样,主张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翻译态度严肃认真,通过翻译校对,保证了翻译质量。     

新月派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文学观

新月派成员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重视中外文学交流,擅长文学创作与翻译。新月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也是其文学观念的重要载体。从新月派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标准和翻译实践等方面入手,可以多方位观照新月派现代的、世界的文学观,从而正确认识新月派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为当下文学的转型提供启示。     

戏剧,新月派组合的契机

新月派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曾经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活动是多方面的.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新月派被简单地否定或者几同于新月诗派,至今,新月派的戏剧活动还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其实,新月派始终是诗、剧并重的,新月派在倡导格律诗的时候,也颇为热闹地鼓吹“国剧运动”,徐志摩在《晨报副镌》上开办了十一期《诗刊》后,紧接着又主持了十五期《剧刊》,新月书店既出版《志摩的诗》和《新月诗选》,也发行《国剧运     

论新月派人权思想

本文以历史的眼光对新月派人权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社会反响等进行了分析,从得与失的两个方面对新月派人权思想进行了客观评价.在充分肯定了新月派人权思想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对新月派人权思想中存在的阶级局限性也进行了剖析.     

“平静的诗”与“焦燥的人”－从创作主体结构的视角来探讨朱湘“诗”与“人”的悖逆及超越

朱湘被誉为“诗人的诗人” ,就在于“平静的诗”对“焦燥的人”的悖逆与超越 ,这是朱湘的最大矛盾 ,也是朱湘的最大特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朱湘创作主体结构的“这个构成”与“别致配置” ,即以艺术层次为主流 ,以个性层次为标志 ,以理性层次为潜在 ,三者异质共构 ,具体表现为深厚的爱国情思与“文学救国”热情、固执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话语、“我本楚狂人”与“狂夫意识”、精心建构诗的象牙之塔与超越现实、唯美的趣味与“清丽柔婉”的新月风等方面     

新月书店对戏剧翻译活动的赞助

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戏剧是新月派很看重的文体。作为新月派的重要支柱,新月书店在译介戏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戏剧翻译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赞助人角色。     

论朱湘诗的客观抒情与象征主义倾向

朱湘是新月诗派和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的基调是浪漫主义，但含有象征主义倾向。朱湘早期的诗注重意象，揉以中国传统的“寄情于物”手法，借意象以抒情。后期则重视意象的隐喻暗示功能，意境朦胧，风格含蓄蕴藉，少数诗歌已是典型的象征派作品，表现出向象征主义归附的趋势。     

新月派与余光中诗歌创作关系摭谈

新月派和余光中之间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余光中是在“新月”的光照中登上诗坛的.余光中接受了新月派所秉持的自由主义文艺观,强调自由、人性在文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来建构文学理论,规范文学创作;余光中还接受了新月派所倡导的“理性”文学精神,并从创作主体和接受客体两个角度对之加以发展完善,以此在主客体的距离中找到更富有蕴藉与内涵的诗美;面对新月派“新诗格律化”的创作主张,余光中提出了“形式第二义”的见解,这是在闻一多“三美”诗观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发展,而这些理论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新月派由于过分重视格律而带来的束缚思想与诗体僵化的现实困境,从而在新诗诗体方面完成了对新月派的超越.     

新月派诗歌三题

解读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林微因、邵洵美的三首诗,探寻其审美趣味和艺术特征,由此显示新月派作为浪漫派向观代派的过渡性质。     

从小说创作看新月派文人对现实矛盾的解析

新月派文人向往着西方的民主自由,讲求的是绅士的风度和做派;但同时其思想内核又摆脱不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的复杂性折射在他们看待现实的眼光和态度中。从新月派文人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新月派文人对现实矛盾解析的有失肤浅和力不从心。     

沈从文是新月派吗 --"沈学"文艺思想探究

自30年代开始直至50年代后的长时间内,以叶丁易同志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史家们,均把沈从文视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拙文以沈的挚友巴金老人和新月派诗人饶梦侃对沈的不同思绪所作出的相同论断"沈从文不是新月派文士"为线索,阐述了个人的观点.     

“妖艳”、“憔悴”应如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唐、宋文学作品中“采莲”诗词抒情特色比较分析

“采莲”活动在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在这一古老活动的影响下,以“采莲”活动为主要对象的“采莲”诗词成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大主题.纵观“采莲”诗词发展的过程,从屈原作品中类似“采莲”的作品到近代“新月派”诗人朱湘的《采莲曲》,各个时期的“采莲”诗词在遵循文学传统惯例的基础上又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中国诗词艺术成就斐然的唐、宋,更是表现的明显,两个时期的采莲诗词在场景描写、抒情特色等方面均表现出相似和不同.     

为新月找一个坐标——1925-1926年徐志摩与《晨报副刊》

报纸和出版社往往成为文学社团的生命线。通过对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间徐志摩所执掌的《晨报副刊》的考察,这个时期的《晨报副刊》对新月派自身的发展及其在整个文学史格局中的位置的影响是很大的,徐志摩为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在现代文学地图上寻找了一个坐标,确立了它独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