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精神病”孙东东之病理分析

“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     

越级上访违法吗？

据新华社报道,在河南省虞城县沙集乡的村头,随处可见“越级上访就是违法”的标语口号。由于上访的事情一般影响到地方或单位领导的利益,“损害了地方的形象,给领导脸上抹了黑”。所以,一旦有上访苗头出现时,地方或单位往往打着“维护稳定”的幌子去千方百计阻拦上访,甚至“治安拘留”上访者。像沙集乡那样大造声势说“越级上访就是违法”,就是别有用心地恐吓上访者。越级上访到底是不是违法行为?为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搞清什么是上访。     

乡村精英格局演变的启示

我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处于“精英治理”的状态下,乡村精英始终作为联系国家和农民的桥梁而存在。然而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渗透程度的强弱变化,一方面会导致精英发挥作用的政治空间的变更,另一方面也直接造成了不同时期乡村精英格局的演变。因而,乡村精英的生存状态及其格局演变是与国家权力渗透的程度密切相关的。     

七嘴八舌

上访并非“刁民”信访工作,过去长期存在着“误区”,最明显的就是把重复上访、多次上访和越级上访的看作是“刁民”,是故意闹事。为此,不惜采取收容遣送乃至劳动教养的办法处理。结果呢,上访者还是继续上访,有的甚至接连几年、十几年上访。可见,他们反映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阻挡不了他们继续上访。其实,上访者并非“刁民”,他们有权如实反映情况,有权要求党和政府解决问题,也有权尽快获得上访的处理结果。他们作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必须得到尊重。顺民意、谋民利、解民忧、得民心,才是信访工作的责任。对他们拖延推诿,…     

剖析分类上访老户心理在接访工作中的实践

当今社会,各种矛盾交织着凸现,信访化解难度越来越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上访老户"信访问题。"上访老户"活动能力强,持续时间久,社会影响广,化解难度大。根据工作中对上访老户的接访情况,本文通过梳理他们的心理特点,将上访老户心理归纳为七类,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方法,对做好接访工作的有关实践作出了初浅的探讨。     

新名词

“草根网民”，草根多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草根网民”代指那些身份普通、平凡的网民，但他们却是中国互联网用户中最活跃的一群人。     

上访妈妈

6年前，唐慧的11岁幼女被绑架强迫卖淫，染上性病，落下终身不育的疾病。在延宕6年后，唐慧本人却因为多次上访“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被劳教。虽已被释放，但网上民怨沸腾。     

“民工荒”怪圈

曾几何时，我们还在为涌动的“民工潮”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交通、社会问题忧虑感叹，“民工荒”却不期而至了。那些像候乌一样在城市与乡村间来来去去的打工者，忽然中断了他们奔忙的步伐；而那些在经济回暖的春天订单大增的企业，开始惊慌地发现：人都不见了!     

群众越级上访原因种种

江苏省淮阴县纪委曾对该县去年24起群众越级上访事件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群众越级上访之所以时有发生,既有上访者动机、心态等主观因素,也有有关部门处理信访问题的态度、方法和力度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从客观因素分析,主要是: 处理不及时,拖出来的越级访。有些乡镇和部门对群众上访思想上不重视,常常以“忙”为借口,今日答应,明日点头, 但就是拖着不处理。还有少数干部因为群众反映问题比较棘手, 处理难度大,怕惹麻烦,能躲则躲,能拖则拖,结果,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正常访拖成了越级访。     

一个村庄的“后英雄时代”

李安哲因村民负担过重、镇村干部违法行政事件上访,曾经引起了李鹏、胡锦涛、尉健行、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批示。上访成功使他一举成为村民心目中的“英雄”,并由此进入乡村政治舞台。可是,在乡村步入村民自治、民主管理时代,英雄又该何为?     

上访启示录——选出农民自己的“包青天”

农民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是,盼望有一个“包青天”替自己作主,政治诉求的方式大多限于上访,找大官管小官。吕邦列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民主与法制进步到今天的中国,也可以通过村民自治和人大代表选出自己的“包青天”,用制度化的方式积极主动及时有效地反映民意,解决农民自己的问题     

矛盾纠纷问题突出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近年来，在基层尤其是家村隐藏多年和新产生的矛盾纠纷问题逐渐加剧，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势头，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上访启示录

在我国,上访有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每年进京上访的人数在逐年增加,仅最高法院去年接待的上访人次就达12万,如果将在京所有中央机关接待上访人数做一个统计,可能要超过一个小国家的人口。有专家研究发现,上访的主要症结不在上访人而在我们的一些相关部门,特别是一些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起初处理问题时过于简单粗暴。上访者一半是被逼的,一半是迫于无奈。上访显示了种种冲突与不和谐,但上访并不是“造反”,而是一种体制内的利益诉求形式,甚至可以说是现行体制内积极的政治参与。如果说上访是一种对于基层政府的抗争,那么这也是一种“依法”抗争,而无意动摇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基础。面对这些背井离乡,上下奔走的上访者,无论问题的解决是个什么结果,千万不要让他们失去对社会和生活的希望,这似乎是大多数人的企盼。     

非正常上访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矛盾凸显,同时,群众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诉求成了群众维权的一个重要方式,信访过程中非正常上访的现象屡见报端,信访维稳成了基层政府维稳重点之一。本文试着从非正常上访的概念、表现形式、原因及解决建议等方面对非正常上访问题进行研究。     

对群体性上访的思考

群体性上访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也不是某一个学科可以解决的，它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要研究一整套的理论，要运用多元化的机制来解决。     

做暴发户，还是经济精英？

这段时间陆续收到友人关于民营企业家的质疑，他们不约而同地都以最近被称为“王石捐款门”的事件为依据，而他们之所以向我提出质疑，是因为我曾一再主张，中国未来的民主需要学界精英、政界精英与商界精英在民主理念上达成最低限度内的共识，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商界精英，特别是民曹企业家，将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将会最先跟进学界精英的民主理念。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本文探讨了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问卷调查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对不同层次政府的信任可分为两个因子:农民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信任的“高层政府信任因子”和对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以及乡党委乡政府信任的“基层政府信任因子”。农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却偏低。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除性别、年龄、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很大影响: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作者认为,现有的信访制度有其根本的缺陷,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不能仅限于信访制度本身,还应从更广的范围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一方面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有效表达机制,另一方面要有健全的制度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     

乡村精英格局演变的启示

我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处于"精英治理"的状态下,乡村精英始终作为联系国家和农民的桥梁而存在.然而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渗透程度的强弱变化,一方面会导致精英发挥作用的政治空间的变更,另一方面也直接造成了不同时期乡村精英格局的演变.因而,乡村精英的生存状态及其格局演变是与国家权力渗透的程度密切相关的.     

“闹访”之痛

信访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但近年来，涉法涉诉的上访已经成为困扰方方面面的一个大难题，一些上访人员通过不断的闹访，往往得到了超出正常范围的经济补偿，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它的负面导向作用也可以说愈演愈烈。目前，一些地方为了“息事宁人”，一味满足“闹访”者的诸多不合理要求，以图阻止其“闹访”行为，最终形成“闹访”者不减反增，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无条件满足恶意“闹访”者的漫天要价，造成信访工作严重扭曲变形，陷入“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更有甚者，把息访的主要精力花在恶意“闹访”者身上，却对通过正常渠道上访者的合理合法诉求不管不顾，让许多上访群众“很寒心”。     

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对政府活动的参与

或许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那些大经济学家是一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知识精英,整天埋头于浩瀚的书籍中,和枯燥的数字、范畴、原理打交道,他们花在书房中的时间和精力,远甚于关心现实的社会状况。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不妨来看看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情况。他们中的一些,长期任职于政府部门,而另一些,则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余,担任着各种类型的政府顾问职务,以不同方式参与政府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