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正当权利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以民权、人权概念运演为例

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概念进入中国后,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一方面对权利概念内涵的个人要素有所体认,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限制与修正,最终没有形成西方以个人为正当的权利理论而是倾向于强调个人与社会共同构建权利正当基础。近代民权与人权概念的运用、演变及交锋集中反映了近代国人对权利正当性的思考。近代中国权利正当理论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权利文化特性、推动权利事业发展。     

个人正当权利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以民权、人权概念运演为例

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概念进入中国后,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一方面对权利概念内涵的个人要素有所体认,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限制与修正,最终没有形成西方以个人为正当的权利理论而是倾向于强调个人与社会共同构建权利正当基础.近代民权与人权概念的运用、演变及交锋集中反映了近代国人对权利正当性的思考.近代中国权利正当理论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权利文化特性、推动权利事业发展.     

罪犯人权释义

罪犯人权的界定是罪犯人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对罪犯人权理论上的描述。罪犯人权的本原是指罪犯人权根源于罪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揭示了罪犯人权的正当性所在。罪犯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罪犯人权应当从罪犯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形态研究。罪犯人权的特征是罪犯人权区别于其他主体人权的特质,由罪犯作为人权主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罪犯人权的实质在于罪犯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对抗。     

儒学与人权:一个建设性的架构

在普遍的人权观念与特殊的文化传统之间,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新的结构性关系。由于人权理念本身具有的双重性质,人权之证明,不应由某一种认识论来独断地完成:在国际层面,它是一种在实践协商中形成的共识;在文化层面,它意味着基于不同文化的多种理解进路之间彼此的宽容。国际人权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薄理论",它使文化的内在多样性得以保持。从这一人权正当性的双层理解进路出发,儒家传统完全能够以自己的语言参与到国际层面的人权共识中来。儒家传统越是深入地参与到在民族与国际层面上的人权对话之中,就越有可能增进其自身对于人权主题的认可。     

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人权的核心:概念的提出与求证

"人权核心"是德国宪政理论和实践首先提出的概念,在国际人权典章和其他国家宪政实践中亦得到认可。它在权利限制理论中得到阐明,通过"人的尊严"的连接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制度,成为人权的内在依据和发展基点,是解决权利冲突的依据和权利限制的基准。从法比较角度看来,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可以作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核心理念。     

寻求多元文化中的普遍人权

人权的普遍性是人权理论中极富争议性的论题。西方国家主张的人权普遍性实质上是欧美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产物。本文试以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致中和”为多元文化条件下普遍人权的基本理解和期待 ,弘扬“和而不同”的精神 ,突出宽容理念 ,倡导人权对话与人权互镜 ,以期寻求一个诠释普遍人权的新视角。     

认真对待少数人权利——人权话语下的考量

25年前,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提出了＂认真对待权利＂的命题;25年后,权利问题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与真问题。少数人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其权利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与重视。但是由于理论上的缺失和实践上的背离,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仍然面临困境。基于人权的普遍性和平等理论,认真对待少数人权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     

仁权高于主权——孟子的正义战争观

孟子的正义战争理论的基础是仁,也就是以“仁权高于主权”为原则,来判断自卫与征伐战争的正当性.孟子不仅给出了判断战争正义性的具体条件和表征,而且他对仁与国家力量之间关系也有着现实性的理解.这些展示了理想主义儒家孟子的现实性一面.孟子的正义战争学说与“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主流学说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差别.孟子的“仁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也许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正义战争理论之外的一条新的、更好的出路.     

和谐社会正义建构的价值超越——基于“个体”与“社会”共生性平衡的视角

现代西方正义理念以原子式个体概念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作为意识形态预设,由此导致个体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失衡,以及权利取代价值认同的价值危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联合体,也是伦理联合体。和谐社会正义建构中的个体权利观,依托一种给予其正当性证明的社会性价值理据,有助于克服西方抽象权利本位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权利观的价值伦理指向与行为规范导向。     

孟子性善论新探

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人性概念是与“命”、“心”概念紧密联系的,命是性的本原,心是性的显现。性和心的含义都包括“体”和“用”两层:从体而言,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良能,心是人的良心本心;从用而言,性是仁义礼智四端,心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良心本心作为性善论的立论基础,是人的道德本能、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的集合,其显现过程是从道德本能出发经过道德理性逐渐上升到道德意志的过程。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向善论,而是性本善论。     

对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的质疑及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公平的内涵,依据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诠释,认为公平问题可转化为权利问题,公平即人类拥有基本权利的平等与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进而分析教育公平的涵义,指出义务教育既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如果实施不当,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公平产生阻碍作用。论文介绍了西方学者针对义务教育公平性的各种质疑,以及这些质疑观点对我国义务教育政策的启示。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中国程序法制建设

人权保障是我国程序法制建设的价值目标,人权是衡量程序正义的主要价值标准。程序正义能限制权力、实现实体性人权、确认并保护程序性人权,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从人权保障看,当前我国程序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程序正义意识不发达、程序法规不健全、现有一些程序法的条款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完善程序法制,才能真正尊重和保障人权。     

后形而上学视阈下的西方权利理论

12世纪以来,从自然法(自然正当)到自然权利再到人权,权利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历程。在后形而上学视阈下,带着亚里士多德面具的权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首先,它巧妙地回避了麦金太尔的"本体论批判":人权概念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奠基于何种本体论之上,而在于它是实现人类个体的繁荣的必要条件。其次,它在伦理学上兼具现代道德的命令式特征(必须拥有个体权利)和古典伦理学的吸引式特征(拥有个体权利是好的)。再次,目的论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景昭示出对当代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哲学进行完整叙事的可能性: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不但没有颠覆或者削弱古典的自然正义(正当),反而是对后者的一个补充和拓展。     

从知识论之内在主义看王阳明对良知的确证

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是其哲学的核心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在阳明心学中,"良知"是真实的、可以被确证的本体。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外在现象属于内心认识,宣称良知是外在现象存在的基础。因此,王阳明一直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备受批判。随着当代知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历史上对王阳明的批判并不准确,对现代知识论而言,它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客观真实性。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分析王阳明的良知论,并认为这一研究不但可以拓展知识论研究的历史范围,也可以挖掘良知论的现代意义。     

再论柏拉图的正义与幸福

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构建一个正义的城邦的规划,目的是使得城邦和公民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其方式是通过由低到高的心灵教育,达到正义。柏拉图的被定义为心灵和谐的正义是否具有通常的道德内涵,以及它能否保证人获得幸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个初步的定义下的正义,确实可以使人获得幸福。但是能够使人达到真正的幸福的正义,却是从最高的善中获得的。哲学家以善自身的知识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对城邦进行统治,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正义,从而使得国家整体获得幸福。而哲学家放弃最高的幸福"回到洞穴"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其症结在于个人的幸福与善自身所要求的普遍幸福之间的冲突。一般公民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中是否真正的幸福,也获得新的解读。     

论罗尔斯正义概念的多重维度

在西方思想史探讨正义概念的基础上,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和设定的背景中,超越古典契约论,从道德人出发,确定了正义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基本内涵。从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理论预设出发,在两个差别原则和优先性原则中,罗尔斯向我们展示了理解正义概念的多重维度。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代表的罗尔斯的正义观遭遇来自古典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在此基础上,罗尔斯的回应也进一步丰富了理解其正义概念的维度。     

论义务的来源

义务是个体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应当性,通常所说的义务主要指道德义务。义务来源于个体的良知,它经由人类情感和理性的交互作用而产生。当个体良知通过"三人社会模式"转化为社会大众良知后,义务就成为社会大众良知的内在要求,社会大众良知能够以社会评价或社会舆论的方式迫使个体履行义务。因此,个体良知可以产生义务、社会大众良知也能让个体负有义务,但从根本上说,义务源于个体的良知。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权利正义

科学发展观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为判断行政法权利正义和构建行政法权利正义制度提供了标准、原则和理论支持。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权利正义以法哲学的方式,通过探讨行政法权利正义的特点、原则与建构,提高对行政法权利制度的认知能力,从而更好地规范、控制行政权力,实现行政法权利正义。     

程序正义——正当程序价值探究

正当程序作为理念,是西方法律思想、法律传统的体现,蕴含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怀和对正义理想的追求。正义观念往往同自然法概念联系在一起。正当程序作为制度,通过程序实现自然法的正义理念,建立起通过程序的正义和通过程序的法治理论。正当程序的价值体现在对人的权利的保护之上,既具有相对于实体的程序价值又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