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成功的中国史学史教材——评《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

伴随对史学自身反思的不断深入,史学史教学与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目前,开设史学史课程的高校日见增多,不少院校已将史学史列为必修课。要搞好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工作,一部全面反映三千多年来史学发展历史的教材是必不可少的,广西师大出版社最近推出由张家璠、耿天勤、庞祖喜主编,全国十所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一书,正适应了这种需要。该书共八章,三十五万字,叙述了从中国史学发端的商周至新中国成立前史学的发展的历史。这是一部成功的史学史教材。通观全书,特点有三: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史学史的若干理论问题论纲

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的作法》并规定:“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学。三、史学的成立及其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以来,后世治史学史的学者从金毓黻先生开始或全部或部分地接受了梁氏的这个范式。尽管笔者在习研史学史时主观上试图挣脱这种业已形成的范式,但终究是十分困难的。本文将就史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略陈私见。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于2000年1月成立,同年11月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主任为瞿林东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为龚书铎教授。中心所依托的学科点是白寿彝教授在1961年创建的,具有长久的历史积累和广泛的学术影响。1961年至1965年,白寿彝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编写组,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进修教师和研究生,撰写出《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79年,《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并改名为《史学史资料》。1980年,经教育…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学批评起于何时?自古以来未有定论。浦起龙《史通通释》序说:“自汉止立经博士,而史不置师,向歆《七略》不著类。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咙。”认为唐刘知几《史通》以前,没有史学批评。梁启超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谱略》、《图雠略》;在     

对编纂史学史著作的几点建议

近几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史学史热潮。自一九八○年三月以来,至少已有四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填补了建国后三十年史学史著作的空白局面。拜读几部之后,欣喜之余,又觉似乎有点缺憾,冒昧写出,希望能起点参考作用。一、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相对而言,比通史、断代史和政治、经济等专史的学术意味浓一些,发展规律较独特些。因而有的史学史著作往往流于就史学论史学,孤立地从学术上研究史家特点、史著得失、修史方法及制度等问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

中国文学史学史属于文学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任务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进行历史的总结与反思。 宏观研究——文学史观——文学史学,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史研究理论探讨的三部曲。 文学史学所关注的对象不是文学史自身的历史,而是文学史学科。史学原理(史学学)和史学史构成了文学史学的基本范围。此外,还有史学批评,是就个别史家或文学史著作加以批评。 文学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为文学史研究和编写提供历史与理论上的借鉴。     

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在过去一个时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編写問題的討論中,比較普遍地提到,“史学史还是一門新的学科”,“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門有待建立的学科”,認为現在編写的中国史学史,“应該有不同于旧史学史的嶄新面貌”,有的同志并且認为,“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截然不同于資产阶級的史学史,需要建設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     

当代史学结构浅析

纵观近两个世纪史学自身的发展,明确反映学术领域最新趋势和状况,正确处理客观历史与主体史学的相互关系.历史学的基础层次是对客体历史的研究及理论与方法.微观历史研究,中观历史研究、客观历史研究.历史科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哲学层次,历史本体论,历史识认论,历史科学的第三个层次是史学学层次,狭义史学学,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史学史,史学主体的基本素养及其训练.     

本刊作者乔治忠教授学术成就简介

乔治忠,男,1949年生,天津市人。师从著名史学史专家杨翼骧教授,1991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学术带头人。乔治忠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教学工作,撰有《清朝官方史学研究》(1994年)、《中国史学史研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内,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他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创与勃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总结的专史研究法具有从方法论上指导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捩的重要意义;所倡导的"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之治史旨趣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新.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史通》撰写时间辨析

《史通》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是对世界历史学的一大贡献,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史通》的写作时间问题不仅是研究作者刘知几史学思想发展必须加以辨析的,也是认识、研究《史通》的理论贡献必须加以辨析的问题.刘知几自幼酷爱史书,青年入仕后潜心于史学的研究,中年进入史馆开始撰写各种历史著作,进而私撰《史通》,这有一个历史和逻辑的发展统一问题,也有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的统一问题.目前史学史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史通》的评价与研究.我以为,对《史通》的全面研究、深刻认识与公正评价都将涉及到     

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試論研究外国史学史的意义

目前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和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引起了注意,正在对史学史的对象、任务和分期以及編写方法等等基本問題展开討論。这是十分可喜的事。然而从总的情况来看,一般談得比較多的是中国史学史的問題。正如师宁同志在《簡論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载《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一文中所指出,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有待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重視和加强。他指出,为什么要研究外国史学史,这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問題。因为,只有对这个問題有了比較正确的認識,外国史学史的研究才能真正得到进一步的重視和加强,对它的研究方向也才可能把握得比較正确。我贊同师宁同志的意見。本文打算专就研究外国史学史的意义談一点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