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确定基准刑的根据

基准刑是量刑规范化的核心概念.确定基准刑的法律根据是与量刑起点相应的犯罪构成及其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包括基本构成及其法定刑幅度、加重构成及其法定刑幅度、减轻构成及其法定刑幅度;确定基准刑的事实根据是犯罪构成事实,包括确定量刑起点的事实根据和增加刑罚量的事实根据两部分;而确定基准刑的实质根据则是增加刑罚量的事实根据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或者人身危险性大小.     

认知、诠释与激活:一个关于量刑规律的解释程式

量刑规律乃是犯罪的危害量与刑罚量交换的基本规律.其中,宣告刑围绕基准刑上下浮动正是量刑规律在量刑实践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而量刑规律的实现又依赖于以下被细化的量刑步骤:以抽象个罪的基本危害量为依据确立量刑基准;以量刑基准为基础确立具体个罪的基准刑;提取量刑要素并得出其最终的量刑比例;以量刑比例为工具计算出拟定宣告刑;以法官自由裁量权合理修正拟定宣告刑并得出最终的宣告刑.     

基准刑若干问题研究

基准刑的确立与运用是量刑公正实现的必然要求.与量刑基准不同的是,基准刑是以具体个罪为对象,依据量刑基准确立的计算程式计算出来的刑种或刑度.因基准刑具有调节、限制和补充功能,所以能够为法官自由裁量构筑一道防线,以实现量刑公正.而先确立量刑基准,再确立基准刑,之后再确定拟定宣告刑,并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修正拟定的宣告刑,则是实践基准刑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基准刑的确定

基准刑是法官在具体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犯罪人需要最先确定的刑点.确定基准刑所依据的法律标准,就是刑法分则规范中与具体法定刑相对应的罪量要素和刑量要素.罪量要素是基准刑标准中考察的重点,有单一要素、选择性要素和组合性要素三种表现形式.确定基准刑的步骤和方法是:建立罪量和刑量对应关系图式,其中图形法较为合适;查明犯罪事实中的具体罪量;对照罪量和刑量关系图式,确定罪犯的基准刑.规范基准刑是规范全部量刑的基础,对保证量刑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量刑建议规范化之法理分析

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更加注重保障人权开始体现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其中,为合理限制自由裁量权,科学确立基准刑实现刑罚个别化,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正在积极探索量刑工作的创新和改革,目前最为突出的成果是规范裁量权,将量刑建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建议的规范化之路是让在庭审环节控辩双方针对量刑建议问题展开充分辩论,合议庭在判决时对量刑建议采纳与否的说理,对个案的量刑进行全方位的考查,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准确、及时惩罚犯罪,进一步推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向纵深处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规范化要求在量刑方法上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量刑步骤上实行"量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的方式,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正确处理量刑程序中的定罪与量刑、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论德国传统量刑理论中刑罚预防目的的边缘化——实证性检验与事实性说明

传统量刑理论一般认为,量刑活动既应考虑报应又应考虑预防。但德国的实证性研究结论则表明:量刑实践中,刑罚的预防性需求在整个量刑活动中始终处于边缘化位置,量刑仅是一个对行为严重性相关变量进行评价的笼统性和简化性过程。造成德国刑罚预防目的边缘化的原因,既包括实践中实现特殊预防有诸多困难,也包括裁量者对一般预防的考虑明显不足。     

论量刑基准的确定

同样性质、同样情节、同样后果的犯罪,受到不同的处罚,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法律公正的怀疑,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信心。量刑基准是犯罪行为量化阶段最为重要的内容,以往的司法实践仅仅将量刑基准作为理论上探讨的问题,对于量刑基准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把握量刑基准的设立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较为科学的理论依据。本文从量刑基准的本质和实践经验出发,提出"量刑基准应由基准事实和基准刑两部分组成"的论点。     

我国量刑规范化发展态势初论

随着我国量刑规范化的探索与实践获得稳步推进，下步改革的展开和深化进入了实质性的攻坚阶段。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量刑规范化发展的态势十分重要。以最高法院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为牵动，各省法院在试点和试行过程取得了积极成效和经验。最高法院在相关量刑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出基准刑这一操作性概念。这是面对中国法律和司法问题之范畴和实践的双重创新。我国现行量刑规范模式，应当且正在向以量刑实体规范为核心，量刑案例指导为辅助，法官适度裁量为补充，量刑程序控制为保障的四维聚合量刑规范模式迈进。     

量刑适用的内在与外在根据研究

量刑是沟通求刑与执刑的桥梁,是实现刑罚惩治犯罪、保障人权、恢复社会秩序的前提。为客观公正的适用量刑,必须加强对量刑适用正当性根据研究。社会危害性从客观方面和人身危险性从主观方面为量刑适用提供内在根据和基础;而刑事政策、法官情感、媒体舆论作为一种外在根据,同样对刑罚裁量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     

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法定刑配置检视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以及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决定了法定刑的配置应当遵循明确性、适正性、匹配性和谦抑性原则.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法定刑违反刑罚配置原则,造成刑法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脱节,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调整法定刑或者严格适用较高法定刑.     

以刑制罪:一种定罪的司法逻辑

以刑制罪作为一种定罪的思维路径,不仅有其逻辑基础,而且有着深刻的法理根基。它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做到以刑制罪,一要理性认识法定刑的质,二要在比较中明确法定刑的量,三要注意刑事政策对法定刑的影响。     

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罪死刑控制研究

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罪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领域一种控制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主要案件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对审理这类案件的规定较为概括,审判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和问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从犯罪的性质入手对民间矛盾的范围进行界定,以客观标准认定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应当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决间接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定罪问题,量刑时除了考虑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外,还应考虑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中“未成年人”的界定相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也大多相同。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差异表现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不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有一些不同;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量刑制度不同;在个别犯罪上对未成年人设置的刑罚不同等。通过比较得出对完善我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启示是：调整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量刑制度等。     

折杖法与唐宋量刑制度的变化

宋代实施"折杖法",改变了基本刑罚之笞、杖、徒、流四刑(包括加役流)的刑罚执行内容。由于刑罚执行内容的变化,导致了《名例律》中与之相关的条文全条或部分内容失效,从而成为唐宋量刑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国与教育刑--法制文明的回顾与展望

刑罚与教育的关系,刑罚的教育含量,教育政策占刑事政策的比重,是法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专制国(政治刑法、报复刑)到法治国(市民刑法、报应与功利刑),再到文化国(政策刑法、教育刑),惩罚与教育,体现了此消彼长、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关系.法治国度面对文化国度的教育刑,"困惑"是必然的,"启示"是当然的.     

论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刑罚意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刑罚目的的不同追求直接决定着刑事制裁方式的选择。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加重犯罪所需要的成本来制止犯罪,从而得到最佳的刑罚效益。在刑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有效的刑事制裁方式,以最合理、最小量的刑罚成本投入,最大限度获取刑罚效益,始终是一个难题。从刑罚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刑事司法活动成本减少、效益增大,进而更好地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以刑罚价值论为视角的考察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是死刑问题最艰巨的环节,解决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问题,也就解决了死刑限制的大部分问题。我国各种死刑限制学说只是针对死刑限制的表层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没有就如何限制具体犯罪的死刑问题挖掘深层次的理论根据。以刑罚的价值论为视角,厘清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确保死刑的适用符合死刑存在的价值才是死刑限制的深层理论根据和统一理性前提。     

刑罚人道主义探析

刑罚人道主义及其原则作为折射刑罚文明程度的尺度使刑罚越来越具有人性、仁爱的特性,并且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强调,犯罪人也是人,也有其尊严和独立人格,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待遇均是反人道的。但在中国的刑罚实践中,与刑罚人道主义原则相抵触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对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行梳理,探讨刑罚人道主义的根本内涵和实现途径,从而推进中国的刑罚法治化进程。     

论经济犯罪财产刑的适用

基层人民法院在经济犯罪适用财产刑中,如何做到罚当其罪,量刑相当,是我们司法审判人员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经济犯罪财产刑适用的正当性出发,结合审判实践,探讨了经济犯罪中既有自由刑又有附加财产刑的刑罚适用,如何适用罚金刑及数额问题及财产刑的并罚问题,并提出在经济犯罪审判实践中适用财产刑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