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同情之理解”的源流及其限制

一、"义理之学"和"征实之学":儒经诠释学的两种基本方法诠释(exegesis)是诠释学(德文Hermeneutik,英文hermeneutics)的基本概念.诠释学的先驱人物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所著《圣经诠释学或圣书文献解释方法》(1645),最早使用"Hermeneutik"(诠释学)一词作为其书名,其本义是"文献解释方法".诠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原本是一种解释技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和哲学.作为诠释学范畴的诠释对象的文本,原来仅限于用文字写出来的作品,后来扩展到其他作品,乃至于凡历史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事件或现象非经解读则不能被理解者皆被当作文本来看待.相应地,诠释学中的诠释起初只是对文字作品的解释,后来发展到对存有诸多不同解释之可能的一切非自然的事件或现象的解释,其诠释功能最初只是说明文本原有的意义,后来更兼及说明文本在解释者所处时代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解释与理解——浅析中国经典诠释的建构

中国有悠久的解经注经即诠释的传统,但"诠释学"作为概念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首先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发展,"国学热"的出现,关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文章拟在分析经典诠释的困境以及比较西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及其建构。     

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

西方诠释学是一个统称,它己分化为旨趣不同的诸诠释学流派,因而也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我们所看到的是各种"主义"——如存在论的、唯物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现象学的、神学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诠释学。就思维进路而言,在西方诠释学中可以划分成本体论的与方法论的诠释学。它们的诠释理念每每大异其趣,不可一概而论。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回答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答案有三:立足于方法论诠释学,"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意指必须客观地理解被诠释对象的原义或原意;自本体论诠释学视之,乃是对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那个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重新辨认与反思;从神学诠释学的角度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道",诠释《圣经》的本身意味着宣示某种不可违背的真理。近年来有学者倡言建构中国诠释学,若能成功,"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又将增添一种乃至多种视角。     

文学与文化联姻:文化研究及其权力流转

文学与文化联姻,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特色,由此产生出一种可名之为"权力流转"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相互交融的理论形态.依据对文化不同的理解,联系特定的社会历史情状,可以分为哲学本体论、审美本体论、文化本体论等三种权力模式.第一,文化研究的多元立场、知识阐释解构了本体论,形成了知识型文学理论的权力.第二,通过交流创造理论范式成为文化型文学理论的权力模式,权力流转于反思与元理论之间的博弈中,并已潜入理论地表.第三,文化研究增强了文学理论范式的灵活性、开放性、实践性,为重新赢得社会影响力打开了思路.但是,范式的流散化、随意性使得一时间很难取代元理论体系的优势地位,"文化"与"文本"的异质同构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哲学诠释学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本体论阐释

哲学诠释学从人类此在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出发,把文学作品视为自律性、表现性和真理性的存在,提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半成品”的解释概念,认为文学作品的美只是邀请人们进入艺术经验的“请柬”。只有在诠释学理解事件的时间性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真理经验才能得到实现,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才能得到理解。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哲学诠释学改变了传统的文本概念,拓展了文学理解和解释的诠释性空间。但它完全否定作为文学诠释活动重要维度的作者意图阐释和形式结构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     

理论之后?传统之后?——间性视域下西方“新历史(后传统)”主义诠释观批判与反思研究

具体句读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提出"之后",反映在诠释学的认识论维度上,对待"传统或历史"的不同理解态度与评判立场直接分歧了两大批评流派,它们分别呈现为一类以伽达默尔为领军人物,以传统理解与文化认同的"历史性"统一为核心表征形式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思潮;另一类由哈贝马斯创立的以传统反思、意识形态批判为鲜明个性的"实践论"批评诠释学思潮。正是后者开创了一条引向"新历史(后传统)"主义思维范式与"后批评"诠释愿景的广阔道路。     

诠释学:理解与误解

理解与误解并存于诠释活动中.在现代诠释学的三个向度中,由于本体论诠释学将理解本体论化,对于理解与误解之判已无关宏旨.而追寻方法论诠释学之鹄的是正确理解,就必然涉及误解问题,所以,施莱尔马赫又将诠释学规定为"消除误解"的艺术.但是,我们不能将误解视为纯粹的消极因素,从根本上说,只有阐明了误解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原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被理解对象以及理解主体之本身.     

文学史与诠释学

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公共性与公共诠释的中国逻辑研究论纲

学理性意义上原本作为政治哲学理论、话语范畴的"公共"、"公共性",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进入诠释学,获得独特的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诠释学资质与功能,是一个需要慎思明辨的新问题。一方面,"公共"、"公共性"本身就是一个随时代变迁、视界转移,其语义本身需要不断诠释的纷争性学术场域。迄今,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理论依然没有在其深层意义上达成应有的共识。另一方面,除非"公共诠释"的对象及所提出、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方法是全新的,否则,就会因难以获得范式上的自足、自洽性,而无法在诠释学领域立足。此外,现代哲学诠释学所面临着的传统的包括意义呈现的"相对主义",以及因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的争论所引发的"批判性介入"何以可能等诸多依靠自身无法得到最终克服的根本性难题和困境,"公共诠释"在这方面能否以及如何有新的建树?对此,既需要立足观念史的意义对"公共"以及相关问题做有针对性的梳理和辨析,同时更需要对使得"公共"、"公共性"成为可能和现实制度、文化以及整个社会普遍的公共性认知水平和普遍自觉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和评判。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射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一样有许多影射文本,这种文学现象的存在有政治、历史和法律的原因,也是文学自身交往性和应用性的规约所致。影射既可以是一种合艺术规律的巧智叙事和讽刺,亦可以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本,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影射现象产生了影射批评这种"使用文本"的阐释之法,也形成了索隐这种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避免前者的硬解和曲解,扬弃后者的主观臆想,考索并用,阐释有度,才是研究影射文本的应有学术态度。     

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及其超融性

本体诠释学应阐释为对本体发生的一种诠释,以区别于实体化的本体论。古希腊和中国从不同的进路来讨论存在,此差异表现为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和作为发生与创造的存在(being as generative or creative)。通过界定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和追溯中西哲学的Logos与道,能够进一步展现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五个命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探求如何实现超融、如何从诠释的方法看待本体诠释学。     

诠释学对历史研究者的启示——《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读后

近年来,史学界以及哲学、文艺理论界对有关历史和史学的理论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对于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韩震、孟鸣歧的《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以下简称《历史诠释学》)就是这些成果中的一种。该书系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历史诠释学的学术专著,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全书围绕以下几部分展开论述:历史诠释的历史,历史本体的诠释性,历史认识的诠释性,历史叙述的诠释性,历史的诠释性与诠释的历史性,历史诠释的有效性。全书首尾一贯,纵横兼顾,内容全面,编排有致,视…     

浅析“知人论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积累至今可谓汗牛充栋,极其丰富。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家作品,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以文学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媒介。二者在研究对象上有共通性,因而知人论世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这篇文章仅以实例为证,简析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理解、阐释与阐释的本质——兼论强制阐释

强制阐释是张江教授提出的一个阐释学概念,用以批评那种以阐释者主观意志强力侵入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合己意之解释的阐释方式。然而,阐释活动是否存在强制现象?这种现象又如何发生?这并不是一个明见无疑的命题,持有不同阐释观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强制阐释也需要阐释。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将会发现,理解总是历史性理解,阐释关注新经验的获取。阐释超越过往,开显新维度,指向不同的理解,而非更好的理解或客观理解。就此而言,诠释学中不存在强制阐释现象。所谓强制阐释是一种因诠释学与认识论边界发生混乱而衍生出的意识强力行动。当阐释由理解异变成认知,阐释者转变为认知者,诠释学立场转变为认识论立场,文本的意义阐释转变为文本自在意义的客观把握,强制阐释势必奋袂而起。可见,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以理解应对文本阐释,以说明应对文本认知,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经典、经典重估与人文教育

"文学经典"的确立并不仅仅是纯文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政治的命题。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界关于"经典"的讨论主要聚焦于"经典化""经典重估""重启经典""红色经典""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以及"经典、文化研究与文学教育"等重要论题。随着"文化研究"的兴盛,文学经典在文学专业教育中的关键性作用被逐渐削弱,"开放经典",重建文化经典体系和经典化文化规则的呼声日益高涨。"开放经典"是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文化表征权力的重新分配的过程,是历史阐释权的重新分配的过程,也是代表当代性的诸种力量强力介入传统的过程,其包括两大方面的工作:一是打开传统经典的封闭体系;二是打开传统经典文本的阐释空间。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必须重新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与历史的"批评标准,同时坚持新时代"艺术的"和"人民的"重要标尺。     

理解文学类型

文章从类型概念与作品数量全面性、类型数量、审美个性之间关系入手,揭示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认识文学艺术领域特性的必要性。基于弗莱分类理论个案的批评分析,文章提出类型概念不可去除,类型研究必须不断地满足两项指令的要求:实践的和理论的、经验的和抽象的。类型的解释将会持续摇摆于现象描述与抽象理论之间。任何类型理论都是基于一个作品的概念,基于一个作品的想象;作品研究无法做到严格地证实或否定一种类型理论。"历史类型"是文学现象考察后的结果;"理论类型"是由一种文学理论演绎出来的结果,其又可以划分为:"简单类型"和"复杂类型"。历史类型是复杂的理论类型的一个亚群。     

唐诗宋词元曲的“牢笼”——反思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通过考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历史语境,追踪觅源,析骨剖节,发现这一提法隐含着中国文化的三种痼疾:清谈性、复古性、僵滞性.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教学与普及,受此观念的束缚,产生了严重的弊端.唐诗宋词元曲,固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但绝不是"一览众山小"的"绝顶".唐诗宋词元曲被"捆绑"在一起,其弊端不仅是形成一个牢笼、一张帷幕,将普通读者捆绑或遮蔽于有限的作品,与深远博大的古典文学世界相阻隔.更重要的是,这种并称在塑造"经典性"的同时,也在塑造一种"隔绝性".不仅造成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元以后无曲;更造成诗只属于唐,词只属于宋,曲只属于元.这便割裂了传统的一贯性,将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性精神,与当下的文化生活、文明建设隔离开来.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文学创造理论研究的回视与定位——以《文学创造本体论》为视点

艺术本体论研究已是20世纪的显学。对于文学创造理论研究而言,本体论堪称最高方法论原则。在世纪之交的开放性语境中,对艺术生态和理论研究有必要进行科学定位。本体论研究虽不失为文学创造理论阐释的重要维度,但也并非文学研究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