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从自恋、自虐到自善——生态伦理的心理分析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主张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保护自然环境,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强调为了尊重自然存在物本身固有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保护自然环境。从心理分析视阈上看,这两种对立的生态伦理观都表达着人类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人类中心主义属于自恋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是自虐伦理,二者均扭曲了伦理的本质。生态伦理作为成人、为人和做人的内在要求,作为对人之为人的担保与承诺,是人类自我完善的象征。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科学的伦理意蕴

作为人类文化的有机因子,科学与伦理是相互联系的。科学知识内在地与伦理道德价值相结合,“伦理驱动力”不仅是“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而且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活动的内在要求。作为科学发展的主体,科学共同体具有伦理的本质和特性,而且日益发展成为伦理共同体。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伦理道德的考量成为科学合理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与伦理并不是截然二分的,科学在本质上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     

生态伦理是人之为人的象征

现代人为何需要生态伦理?人类中心主义回答说,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利益;非人类中心主义则宣称,是因为自然存在物本身拥有天赋权利和内在价值。二者对生态伦理都做了外在化的理解,使生态伦理脱离人的内在目的或者成为工具性存在,或者成为奴役人的存在。生态伦理的本质是内在于人的存在,它以生态人性为根据,表达着人类趋善向善的内在需求,是人类实现自我和走向崇高的必要环节。     

科学文化与伦理文化融合的辩证思考

科学文化和伦理文化作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一方面,伦理文化协调科学文化.表现为伦理文化规范科学文化发展的实践,对科学文化发展有不同的效应.另一方面,科学文化改进伦理文化.表现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伦理文化的进步,它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伦理观念与习惯,并促进了新的伦理规范的形成.     

论科研中的伦理干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伦理困惑, 科研必须受伦理的规范和引导,尊重伦理的基本价值。深入探析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关联性,保持二者间的张力与平衡,是未来科技发展与伦理全面进步的基础。在科技成为强势文化的背景下,尤其要强调伦理对科研的干预作用。     

再议"普世伦理与民族文化话语权"

在一个价值多样、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里,普世伦理的建立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更现实的意义.道德的固有特性决定了普世伦理寓于各民族、各社会、各国家的具体伦理之中,而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难题、多样的民族文化需求又为建立普世伦理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内在驱动力.但是普世伦理也有其基本的边界,这种边界就是,在尊重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和价值选择,尊重各民族文化平等的话语权.     

伦理忧患及其文化形态

人类精神生活及其同一性是人类生存的最后文化防线,这道文化防线以伦理忧患的方式伴随着人类发展进程。在文明史上,伦理忧患常以"道德咒语"的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反思。中西方文明中具有终极意义的伦理忧患是"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会怎样?"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当下的"后"意识是人类对自身延续的精神链和文化链的伦理忧患。伦理忧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以物质力量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诊断、道德批评和文明预警,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平衡力量。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敬畏伦理：人类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点

伦理起源于人类对某些与自身生命攸关的事物或力量的“敬畏”。伦理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对个体生命终有一死之命运的反思,亦是人类解决自身生存焦虑的一种方式,更是人类面对死亡而产生的生存智慧。如果没有人因惧怕死亡而产生的“恐惧感”,人就不会去敬畏与自身生命攸关的事物或力量,也不会在敬畏感的基础上形成最初的“道德”或“善”。这种“道德”或“善”,亦即“敬畏伦理”。“敬畏伦理”是人类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神秘性对象时形成的警示、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敬畏伦理是人类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点。     

价值视野中的双重主体统一

近二十年来,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兴起,价值是其基本范畴之一。人们也提出了一系列价值观念和价值理论,而关于环境伦理价值的争论一直各抒己见。当代环境危机折射的是人类文化危机和价值危机,人们寻求各种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是人类对自身和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     

精神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维度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人类无限发展的需要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一现实矛盾而提出的战略思想。人类的生存困境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态问题,一个是心态问题,而心态决定生态。人类贪婪的欲望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的固有价值和敬畏生命的实践取向等生态伦理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目前生态环保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而精神环保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我们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弘扬人文精神、责任意识与和谐精神,注重解决人类的精神处境和精神生活问题。精神环保与生态环保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两翼,将成为21世纪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     

中国传统生命伦理观与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涵

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使人们对传统的生命伦理观越来越关注,也对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涵赋予了多样化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生命的价值,它以贵生的精神看待生命,以仁爱的精神关注生命,并以平等的精神对待宇宙间各个生命的价值,重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命伦理精神,探索其与生态文明精神内涵的本质联系,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从知性文化到德性文化--论当代文化的重建

知性文化以人和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人征服自然为目标、以科学理性为人性根据.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所能做出的文明贡献,也决定了它必将面临的种种危机.为了摆脱危机,我们必须倡导一种与知性文化根本不同的德性文化.德性文化以人对自然的归属为前提,以人与自然的自主和谐为目标,以综合的理性为人性根据.从知性文化到德性文化的重建之途,自我控制是首要的一步,自我升华是其后必需的一步.     

生态伦理意义上的庄子自然人本精神

“生态伦理”主要思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它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及其引发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庄子的自然人本精神是以尊重生命、追求人的自然本性为主要特征,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文明对人的自然性的冲击所带给人们的不幸。在今天看来,庄子的自然人本精神在很多方面与生态伦理观念都是相通的。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对现代社会的生态问题研究有所启示。     

盐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盐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从远古时期人类自身的生存、社会的进步与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盐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成果,盐及其产品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容。以盐为叙述、理解历史的切入点,探询盐文化丰富的内涵与独具的文化特征,进而构建盐文化学,这是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新的视角。     

基因技术的“自然”伦理意义——兼答徐宗良教授

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规定和诠释的。“自然家庭”和自然家庭中诞生的“自然人”是伦理、道德和道德哲学的始点。“自然”是人及其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曰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其最具哲学意义的本质是不可选择性。基因技术不仅极大地扩张了人的行为选择能力,而且将这种选择性推到了文明的底线。这是基因技术提出的最严峻和最深刻的伦理挑战。技术必然性与伦理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乐观的紧张”的辩证互动关系。为此,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必须进行两次转换,由对基因技术的伦理关切,到基因伦理学的建构;由基因伦理学的研究,到道德哲学的洞察和把握。它们在方法论上的殊异,也正是对话双方的学术分歧之所在。     

道德发展变化的基本形态——道德流变、道德演变与道德变易

古往今来,道德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千姿百态。但其基本的形态可以分作道德流变、道德演变与道德变易。为了把握住纷繁复杂的道德流变,必须从辩证道德论的立场出发,坚持道德认识的辩证性,具体把握道德流变、道德演变与道德变易的基本形态,才能对道德现象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从而推动人类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     

非正式制度: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应有范畴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是协调行为的重要规范,两者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决定规范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实现形式的是投入的边际社会收益。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依赖的是非正式制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正式制度,还需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乡土文化、风俗乡规、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为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做好政策的宣传与教育;寻找"乡土基因",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共振";借鉴风俗乡规,实现乡村善治;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