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下)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11-2012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成果,既有研究空间的拓展、研究内容的扩增,也有诠释理论与分析方法的探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学科的一些最新进展和趋向.一方面,近年出现的一些热门论题仍在延续,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控制、救济保障、教育改革、媒体传播、大众文化、记忆建构、城市史等领域都出现了较多论著,且研究内容日渐精深.同时,2011-2012年度还有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向:其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显.这虽有助于丰富对历史的认识,但却在一定程度增强了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其二,研究领域不均衡.如灾荒救济、教育近代化研究仍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宗教信仰及女性史领域的研究缺少有分量的著作.其三,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也是一个新趋向.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有的还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开始大幅推进.     

近年来社会史理论研究述评

进入新世纪以来 ,社会史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就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社会史的概念与学科定位、跨学科与社会史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进行缕析 ,这些理论的探讨无疑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出路

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传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国计"方面,对"民生"问题注意不够;而如果将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用"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进行选题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还能够提供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清季民初社会史的兴起

清末民初史学界掀起一场改造旧史学运动,为了批判狭义政治史的需要,一种重视社会取向,提倡社会史的新趋势兴起,在与历史教育相关的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在"新史体"置换"古体"过程中,众多新史家超越史体之辨,共同阐扬社会层面的内涵,并深入辨析政治、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加强了社会取向的形成。在论证"社会史观"过程中,结合范式构建,对若干理论问题作深入思考,以寻求突破。20年代历史教本编辑标准之争,在另一个领域助推了社会史的兴起。北伐前社会取向的确立乃至社会史范式的初步构建,为后期深入的探讨提供了浓厚的学术之基。     

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

中国当代社会史,本是社会史研究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却未跟上社会史前进的脚步,在理论探讨、问题意识、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等方面,都与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研究存在着较大差距。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善。从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探讨、具体研究状况、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三个方面,对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作一学术总结。     

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3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整体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新社会史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反思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三十而立,回顾与前瞻同样重要.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就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言,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人与群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三个基点,而且三个基点的展开都是遵循着从下而上和自内而外两个视角进行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人与群体,首先是作为自然人而非政治人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制度与政权中的人,其次才是被追加了种种身份与地位。社会史的研究是由民间群体与民间自然人为起点,有着自己明晰的区界与内涵,以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钱大昕的社会政治思想

钱大昕是乾嘉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经史考证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巨大。在这些经史考证成果中,隐含着积极的经世意识和深刻的义理内涵,隐含着诸多社会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他对国家统一的颂扬,对文字狱的不满,对专制暴君的批判,对仁德之治的向往,对广大妇女的同情,也包括他的某种民族意识,等等。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史,对此应该有充分认识。     

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社会史研究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所谓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的标志下,不仅体现出一些扎实的新进展,而且在方法论取向上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和相邻学科对话的平台。但是,关于社会史今后的开展,还需要从学术史的脉络加以厘清,以便从新旧观念错综交糅的混乱中认清方向;需要对传统史学、对曾与社会史相对立的政治史研究主题进行认真反思,思考其与社会史的关系;还需要思考社会史研究的方式与表达途径等问题。这些,都是今后的社会史研究需要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