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人性

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从描写都市人的感觉经验入手,表现了在都市文明浸染下,在时代潮流涤荡下人性的弱化和蜕变。对都市人自我意识增强与精神失落,欲望炽张与情感枯涸,群体性扩张中个性消解的倾向,以及他们对都市矛盾复杂的心理都有细致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新感觉派作家对人性的开掘显示出相当深度。     

乡土的都会──新感觉派小说综论

长期以来,有关３０年代的新感党派小说创作,因为其表现手法的怪异、价值诉求的离经叛道以及对都会男女性生活的赤裸书写等等原因而被排斥在正统文学史研究的视界之外。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化阐释空间的拓展,新感觉派小说得到了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的重视。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同时也是中国都会自身不断发展前行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力图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新感觉派小说家们在师法国外的新的创作方法的同时,是否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何利弊;第二,新感觉派小说创作在中国的都会题材写作中占有什么地位,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可能产生哪些影响,对都会的描写除了赞美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具体包含着哪些内容。     

新感觉派小说成因探析

新感觉派小说代表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创作手法 ,反映了这个文学流派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 ,由此可解析创作者精神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共通之处。     

新感觉派通俗文化论

现代上海具有浓厚的消费文化氛围,这使上海都市文化具有大众文化性质,并以通俗文化形态表现出来,这对上海纯文学也造成了强烈影响,新感觉派就是这种影响下的典型标本,作为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具现代、先锋等特征,但它又置身现代上海消费文化氛围而使新感觉派具有通俗文化之表现。     

试论新感觉派小说的流派特征和个人风格

新感觉派小说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流派。其作品以现代都市人的生态与心态的描摹为重心,在感觉印象的捕捉与深层心理的发掘方面见出特色,标志着新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与当时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都市小说一起促成了中国城市文学的崛起。     

试论新感觉派小说的叙事模式

新感觉派小说的叙事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现代主义思潮推动下产生的先锋实验,表现为“欲望的放纵与追逐”;二是满足市民审美需要的通俗爱情故事,表现为“唯美纯真的精神之恋”;三是犀利地解剖人性的心理分析性作品,表现为“灵魂的搏斗与厮杀”;四是表现底层民众艰难生存之路的“左”倾作品,表现为“濒临绝境的苦难人生”.如何安排不同的情节功能,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显示了不同的意义结构和内涵.     

论新感觉派矛盾的身心观

新感觉派作家擅长描绘人的主观感受,重视身体欲望的满足,让身体从心的压抑下解放了出来。然而,对身体感觉的过度关注和对身体欲望无止境的发泄却又让身体沦为了物的奴隶。可以说,新感觉派的重身主义不仅没有消弭心的存在,相反,却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心的重要性。新感觉派作家对身体的态度呈现出既迷恋又厌恶的状态,他们既沉浸在物质享乐中难以自拔,又对心的迷失感到恐惧,这就是新感觉派在压抑与放纵间摇摆不定的身心观。在身与心的撕扯之中,新感觉派作家也在寻求着救赎之路,那就是——回归自然。     

感伤的都市色调--中国新感觉派小说解读

中国新感觉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支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为代表作家。本文试图以二三十年代大上海的都市背景为切入点,在分析上海这一大都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新变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挖掘一种都市物质文明形成的时候,物质对人的挤压,人在都市中的生存状况,以及商业时代物质丰盛给人造成的种种异化情形。从而分析新感觉派作家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悖论:现代化给人带来了物质的享受同时也掠取了某些人的灵魂。这矛盾状态中生存的都市人,新感觉派小说中所呈现的都市也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感伤色调。     

论唯美主义思潮中的中国新感觉派

中国新感觉派产生于唯美主义盛行的上海文坛,必然和唯美主义发生了联系。感官刺激与声色享乐的唯美主义,在人生观、文艺观以及偏重艺术形式上都影响了新感觉派。而这些影响又和文学作品的消费性有关,是新感觉派作家在文学的商业背景下的主动选择;此外新感觉派又大力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技巧,在增强了文学的商品性之时也丰富发展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     

刘呐鸥与日本新感觉派

刘呐鸥是中国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他最先从日本引进新感觉派 ,其小说创作有与日本新感觉派相同的特征 ,如表现悲观、虚无、寂寞的世纪末情绪 ;崇尚主观、表现自我、尊重感觉生活 ;表现现代都市机械化生活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但刘呐鸥的小说缺乏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象征性、乡土气息和诗化色彩。     

中国传统地方政制基本特征刍议

地方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秦迄清）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从宏观角度而言，可大致概括为四：外在形式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并立，基本内涵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共存，具体发展制度性与变通性互动，内在实质具体性与目标性统一。此四者密切联系，彼此互动，体现了传统地方制度伴随社会变迁而日臻成熟。     

汉俄文化的动物寓意

人类与动物关系源远流长 ,中华民族与俄罗斯民族赋予动物大同或迥异的品质 ,其实表达了人类认知、审美下的精神理想 ,是其在创造、疑惑、欣赏及批判的感悟与体验中寻觅自身立足的精神家园 ,隐喻着人类共同的记忆和命运。     

乡土世界的被动叙事境遇--传统史学弊端及中国现代新史学转向

中国传统史学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社会伦理的道德教化,具有一定政治伦理中心价值取向;庞大而悠久的中国农村乡土世界是在场的中国历史主体,在传统史学中心叙事中经常处于“非在”的被动叙事状态;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必须关注普通平民命运,实现“中心”到“延异”,变乡土世界被动叙事为主动叙事。     

寻求理性建构与传统延续的统一——关于20世纪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经验教训的思考

总结当代中国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明确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应当在理性建构与传统承继的统一中开展目前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前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清楚地证明片面强调理性建构或单纯依靠传统都是行之无效的。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把城市中的市场经济原则和社会理性化的某些经验简单地推及农村,不要忘记城市同农村的差别,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则和实施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方案。在农村实行的一些规章或政策,只有得到农民依据日常生活经验而普遍认同,同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发生真实融合,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传统文化与新时期道德教育问题

社会的转变、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所带来的变化,对既有的道德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造成道德倒退甚至衰败,使得新时期道德教育陷入自身难以突围的困境。超越现代道德教育之路在于同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对接,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可资利用的道德资源。     

复杂性网络治理理论研究

治理是各种个人和机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网络治理是以企业或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为网络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原则与思路。     

论控制侦查权的域外经验与本土经验

以法限权和以权限权是法治国家控制侦查权的具有普适性的经验,尽管在强化打击犯罪能力的全球背景下这一经验正面临着挑战。中国侦查程序中的某些制度虽然与西方的经验不尽一致,但这些本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控制侦查权的精神,其控权效果不容忽视。因此,中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应当以融合域外经验与本土经验为路径。     

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根据现代化的要求进行改造。首先,中国文化中与封建社会相联系的部分必须抛弃;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人性、做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要根据现代化的发展进行新的诠释;再次,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只有经过这样的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相容性

产生于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人学思想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人学思想上的心理相容性也许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文化原因,主要表现在：两者都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实践性是两者共同的理论目的;群体本位是两者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是两者共同的理论品质;追求和谐是两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今天进一步挖掘两者的共性,既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富的思想,也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依据。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社会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