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的性化与性的理化

天理人欲俱赅于心,而有静动之别,是理为生而静之天性也,欲为感于物之情动也,感而动之性欲也,故《五经正义》以自然之性与感动之情别之也。王阳明援引《大学》强化知行合一,从先秦将理纳入生性之中,到明代完全以理知为一性行,这中间是一个整体过程,即性理知行合一的实现。     

二程礼论的性理基础

二程继承了儒家重视秩序的礼学传统,并创新性地从心性义理角度释礼。义理上认为礼依据天地万物差异一体的天理之序而设;心性上,纯善无恶的天命之性即性理是礼的形而上依据,自然存在的气禀之性即生性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情,是礼的形而下依据。心性义理构成了礼的本体,性理是礼的本体,礼是性理的发用。理体礼用,理本礼末,理不变,礼因时而变。圣人掌握了礼的要义因此能够做到与理合一,因时变礼,乐在其中;常人通过克己复礼、礼乐教化达到安身立命的效果;背礼的人日践危地,难得安生。二程从心性义理高度谈礼,注重礼的要义,对礼进行抽象化内在化,提升了传统礼学的理论水平。     

《性理精义》对理学的定位——以周敦颐著作的编排为例

《性理精义》将《太极图说》、《通书》列于卷首,这样的辑纂方式,除了道统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从两书发掘出的讲实理的资源,能够满足官方的理论需求。康熙多次辨明真假理学,提倡讲实理,重实行的真理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性理精义》的辑纂者通过对材料的选汰,挑选出能够将《太极图说》和"实理"、《通书》——"诚"和"实理"联系起来的注解,且附案语强调这一联系,从而突出理学的实学层面。由此也呈现出清初官方对理学的定位——性理实学。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王船山对“理语”入诗之思考和对性理诗之仿效与矫正

王船山认为诗源于人之情感,理本于人之天性,如一车之两辕,本不矛盾,只要能真正反映人的情感心性,以"理语"入诗同样可以写出佳作。他对以理语入诗的要求是"立风旨以生议论",反对纯粹的以议论为诗,以注疏、帖括、经语入诗。他对宋明性理诗的肯定与仿效主要原因是他要借性理诗之讴歌孔颜乐处、适性自然、流连骀宕来湔洗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某种超越;用纯素少雕饰的性理诗风格来改变自己昔日所学习过的马(司马迁)、班(固)、颜(延之)、谢(灵运)的精美富赡,以实现诗歌风格之多样化。但他对前人陷入禅学有所"修正",对多以道学语入诗、有类语录等缺点有所矫正。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宋明美学思潮的嬗变以及王艮"身本论"美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转变的实质是"理本论"向"心本论"过渡,陆王心学向王艮"尊身论"转变的实质是"心本论"向"身本论"过渡.王艮主张以"身"为本,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身"可以合而为一.符合人欲的活动内含着天然自有之理,体现着天然自有之理的作用.这样,只要是人的天性所固有.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推论无疑为"性理"问题的进一步阐释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为泰州学派日后思想启蒙的进一步深化埋下了伏笔.     

论道学的基本范畴——“心”

宋明之时,道学成为儒学之代称,心性之学(或性理之学)又成为道学之代称.儒者所关怀、追问的问题渐渐由外在之理归趋于内在之心.于是,心性之辨、涵泳工夫、孔颜乐处、惺惺戒惧等人格境界与存养手段成为道学家们时刻萦怀之事.至此,儒学真正成为一种“为己之学”了.就思维水平与理论深度而言,道学的确臻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道学的理论观念并不容易梳理清楚,其难度主要在于其一系列重要概念在内涵及使用上的复杂性.实际上支撑整个道学理论构架的也只是十数个核心范畴而已.如果能将这些范畴的演变过程、基本含义弄清楚,则道学的理论体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情即理:阳明心学对《牡丹亭》情理关系的影响

汤显祖《牡丹亭》从生生之仁出发,强调男女大欲的不可遏制,而杜丽娘则是人类情欲不得舒展的寓言。在肯定男女大欲是人性之必然存在的基础上,汤显祖倡言夫妇伦理的重要性,他对男女大欲的肯定与对夫妇之礼的崇扬是一致的。在《牡丹亭》中,情与礼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这与汤显祖的用世之情紧密相连,更与晚明阳明心学促成的哲学转向深有关系。心学主张本心至善,反对视理与气为对立存在的两物,以致客观上为"恶"的存在提供论证。在心学学者看来,未迁于外物、发乎本心的真情、深情即是纯善的,情与理乃"为物不二"的关系,情即理。因此,心学关注形下,主张形上之性理与形下之日用、情欲不可拆分,如此形上之性理才不会成为悬空存在的事物。晚明心学推进的情理观与今人所持的情理二元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了当今学者对汤显祖情理观的误读。     

“性”“气”合一与湖湘派儒学——宋明儒学论“性”的分派

前人把宋明道学划分为理学与心学,加上后人进一步区分的性学与气学,他们的基本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基本点就在于他们对"性道"--即宇宙本原与人的本质的不同诠释.宋明新儒学在传统中被称为性道之学或性理之学,表明"性"这个概念在道学中的核心地位.它构建了宋明道学以人生哲学为核心,以伦理道德研究为框架的理论特色.     

先秦儒学克制道德相对主义的三个向度

道德相对主义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道德原则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理性能否认知道德原则、道德原则能否摆脱道德实践上的冲突.先秦儒学理清了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则的仁与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的礼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澄清了道德相对主义因混淆两者而带来的混乱;先秦儒学并未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认为道德原则无法通过理性证明因而不存在,而是认为道德原则是明证的,其落实依旧需要理性的认知;在实践上先秦儒家主张行权返经,强调在道德原则统摄下所作的变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道,从而有效避免了道德纷争.先秦儒学智慧对克服当代西方道德相对主义具有启发性意义.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

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是以仁政、德治为价值指向的。因此,提倡“仁”,强调“礼”,追求德治和等级秩序和谐的先秦儒家,势必要寻找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根基。     

明清之际学术史的突变--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

明清之际学案体的成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体例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体裁的一大创新。《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即为该时期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之作。《圣学宗传》具有明显的禅学风味,系为儒学正本清源而作;《理学宗传》系师宗理学传承及学理演变,摒弃门户之争的大作;《明儒学案》则是该时期学术史讨论的总结,不仅是17世纪学案体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成熟的标志。     

先秦儒家的夫妇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先秦儒家的夫妇伦理思想以"男女有别"为自然基础,以"俗世之情"为生活内容,以"夫妇有别"为伦理要求。其演绎的逻辑元点在于"别",即以"男女有别"为自然基础,突出性别角色和自然分工;而最终的演绎结论也在于"别",即强调"夫妇有别",强调家庭角色和社会分工,以维护社会尊卑秩序,体现了周代宗法制社会,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伦秩序的不断强化,呈现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特点。当代家庭伦理建设应借鉴先秦儒家夫妇伦理思想的精髓,在"夫妇有别"的基础上合理分工,团结协作,使夫妻关系由"博弈"走向"共赢"。     

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

以天论传统建构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种理论并不符合先秦天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先秦儒家的天只是道德心性的形上源头,只能在假借的意义上创生道德心性,再由道德心性创生道德存有,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创生道德存有的能力。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及对儒道的态度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其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世人所瞩目。对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学界多认为是来自于道家。本文论证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应是源自于对孔孟自由经济思想的继承,同时分析了司马迁对儒道的不同态度。     

论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

先秦儒道两家在其著作中以比喻象征的手段展现了各自的精神居处与家园,表现了一种饶有情味也颇值关注的家园意识。先秦儒家以礼义道德为精神家园,先秦道家以“道德”自然为精神家园,他们在思想世界中所构建和设计的精神家园虽然面貌迥异,但却体现出同样的终极追求,同样的对心灵净土的向往。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混乱的时世中构筑供人安顿精神之所的共同梦想,带有此时期所特有的文化气象,其中由现实居处到精神家园的巧妙引申,背后也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之传统的影响。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有着绵绵不绝的历史回响,在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中间不乏与之共鸣或同调者。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