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以《新青年》为中心

本文以<新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新青年>复杂、矛盾的思想文化蕴涵,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文章采取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视角,力图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探讨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有关的现代文学的历史想象以及现代文学演变的文化逻辑,提出自己的看法.     

会通中西熔铸古今--读《张申府文集》

<张申府文集>于2005年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出版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文化诸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正如张岱年先生在该文集的<序>中所说:"张申府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1993年中国文化书院举办过一次<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张申府、汤用彤、梁漱溟诞辰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把有关论文编成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文艺复兴时期经典叙事文学中的现代性时间意识

现代性时间意识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典叙事文学典型地反映了它逐步生成的历史和逻辑过程.但丁的创作标志着古代性时间意识向现代性"灵魂时间"的跨越;<十日谈>等小说标志着"世俗时问"的觉醒和现在之维的舒展;堂吉诃德的时间意识错乱反映了转型时期的矛盾,<巨人传>坚信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肉身和灵魂都会不断向上攀升、成长发展,历史也必将展现出光明的未来,为现代小说提供了全新的时间图式.     

"兰亭学"论稿

<兰亭序>虽书写于东晋,而"兰亭学"却产生于唐代.唐太宗推崇<兰亭序>,推崇王羲之,实质是发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借<兰亭序>推进唐代精神文化的建设.<兰亭序>的真伪之争,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问题需要重新检视,也透视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兰亭学"的主题是中国书学."兰亭学"的延展,涉及文学、哲学、民俗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兰亭序>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某种文化形态的标志,它不仅是晋代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     

《新青年》与新文学潮流的疏离

《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之后,逐渐疏离新文学发展的潮流。在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蒙向文学启蒙、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逐渐减退建设新文学的热情,失却影响文学与社会的文化能力。《新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它推动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与同人性质,是其疏离新文学潮流的根本原因。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

"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     

论《新青年》的现代性

本文以《新青年》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五四”现代话语是怎样形成的。文章认为《新青年》的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新青年》同人以西方文化资源作支撑,而且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现代性的因子,以此展开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向动态建构。文章还反思了《新青年》现代性的局限性。     

翻译的政治与接受的可能——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玩偶之家》

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玩偶之家>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玩偶之家>反思现代性的面相,被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设计所遮反并且替代了."现代"的诱惑与诉求,已经内在于<玩偶之家>翻译和阐释的文化规划之中.     

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

本文回溯了五四时期 ,在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杂志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的东西文化论战。着重评述陈杜二人关于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统整特性等问题的不同文化论点 ,并且对双方的论战心态、讨论文化的不同观点作出进一步分析。文章摒弃绝对的政治性判断 ,将此文化论战阐释为追寻现代化发展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径 ;同时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 ,肯定了《东方杂志》作出有益的学理性勘探 ,但指出在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下 ,平静的学术立场终究无法摆脱无奈的命运 ;《新青年》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易卜生主义》:一种新型的现代性戏剧话语范式

本文对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在中国近百年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大致疏理,而且对该文所具有的双重启蒙功能进行了说明,并试图指出胡适在该文中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戏剧观,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性话语形态.这种话语形态不但依附于现代性的真理观,而且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性知识,在西风东渐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有在一定时期和特定的语域中形成具有权力特征的话语范式的可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