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文学理论之关系

语境对于文学来说扮演着一种本质存在,它在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上都与文学共在。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语境。从具体文学作品的写作来看,文学处于文学语境之中,并与文学语境互动而相互确证。文学所独有的、区别于非文学的特性——虚构性也是从语境之中产生出来的。同时,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理论研究新的实践方向,语境在其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语境作为文学理论范式相对于其对象文学来说具有永恒性和绝对性。     

新媒体文学语境下的阅读形态探微

现代文学语境中,以数字电视、互联网、手机为载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已然昭示了一个全新的"新媒体文学时代"。新媒体文学的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媒介的变化,更是其背后所带来的新的文学殿堂的开辟。与文学息息相关的阅读形态在新媒体语境中所表现出的碎片化趋势加剧、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性增强以及游戏精神的兴起等形态特征的同时,也表现出了碎片化时代下的浅泛化和随机性、文学的消费性突出、篇幅的两极分化以及作者和读者的责任感缺失的困境。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它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变化。文学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文学研究逐渐向文化研究转向,由此带来文学理论研究的泛化。     

他者镜像——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与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在深刻剖析比较文学“垂死”之由的同时,也勾勒出极其理想化的“新生”之路。以《学科之死》为镜,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主体性所面临的双重危机：理论的漂泊和理论的异化。要想从双重危机中突围,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到自我与他者“何为主体”、“何为参照系”,争取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抓住时机,提前发问;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但同时必须警惕其研究对象过分泛化,始终坚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     

“海洋文学”的类型学困境与出路

英语文学中缺乏明确的“海洋文学”的定义,但韦勒克关于文学类型的理论和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类型的研究,却为“海洋文学”的确立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同时,介绍清末民初“新小说家”在文学类型方面作的努力,联系文学的意识形态塑造功能和当下中国步入海洋大国的实际境遇,指出在当今语境下推进“海洋文学”的意义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幕府类型、文学语境与东汉幕府文学题材的嬗变

东汉幕府文学是汉代文学色彩鲜明的分支,也是东汉文学有别于西汉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按照幕府府主的身份、职责以及幕府外部环境的差异,东汉幕府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征戍幕府、辅政幕府、割据幕府。这三种类型的幕府为入幕文人提供的文学语境有所不同,由此带来了文学创作题材的鲜明变化。作为一种和政治联姻的文学现象,东汉幕府文学在题材、体裁、艺术方法以及创作风格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精神风貌,这一问题的厘清对于东汉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接受危机——文学理论的尴尬

文学理论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面对接受 ,特别是自身的接受对象问题。文艺理论应改变以往“自说自话”与圈内人士的“惺惺相惜”的状况 ,应该面向接受 ,扩大影响 ,为接受者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与帮助。如何消除这一危机及其不良影响 ,首先应该树立起一种面向接受的学科理念 ,要建立面向接受的文学理论学科。立足文学基础理论研究、重视学理规范 ;打破学科藩篱、拓宽研究视野 ;关注当下的语境、把握有效性原则 ;激活学院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教学服务 ;采用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面向公众领域 ,使文学理论真正成为可接受的有效理论 ,使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充满活力     

从关联性视角分析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借助关联理论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进行尝试性的分析,并从认知语境、作者意图及读者期待等方面对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和表现类型进行探讨,以期寻找避免出现文化误读的策略和方法。     

论后现代语境下比较文学的文学性

在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和注重文化对话的后现代语境中,关于文学性的探讨对于比较文学确立学科身份、避免学科泛化、拓展学科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逐渐脱离单一的既定内涵和研究方法的规定,出现虚化的倾向.然而这却意味着比较文学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对文学性问题的重估,即比较文学正力图依托文学性建立学科自身的问题域,通过对文学性的再论说推动比较文学的理论嬗变、话语转型和学科重建的进程.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语境诗学”的理论定位与学理基础

语境诗学将“语境”作为文学理论的本体范畴、元话语和先验结构,重新反思文论体系的基础概念和理论观念。其自身作为一种诗学话语具有批判哲学、后批判哲学和“后理论”的理论品性：语境诗学是一种“反思型”文学理论,既重视主观概念和理论对经验事实的整合和同化,又对文学的经验事实动态性地开放;语境诗学是一种“默会性”的理论话语,它关注文学的言说和未言说、“焦点觉知”和“附属觉知”之间的意义互动关系。文学语境带有“原初自明性”的默会性,也即“内居”于世界之中,而非超然世界之外地思考世界;在“后理论”思潮之中,文学理论开始拒斥“大理论”或“宏大叙事”,强调以小理论化或者“语境化”的理论进路面对文学现象。语境诗学关注文学事实或文学作品的“具体性”,以及文学自身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价值。     

日常生活"商品符号化"还是"审美化"——一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义分析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提法,有以下问题需要澄清:一是要区分开审美化或审美泛化与消费符号的无限扩张之间的区别;二是要将西方的语境和西方的消费文化理论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与语境化研究区分开;三是要明确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意味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文艺学的越界。在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泛化之前,首先对其进行语义分析是必要的。     

西方华裔儿童文学的跨文化和多维度研究

西方华裔儿童文学是长期被中国学界忽略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一文学群落具有独特的创作宗旨、生态样貌和传播价值,大多聚焦于儿童对族裔文化的认知及成长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其文化书写中往往包含跨界性的文化场域和融合性的审美经验,鼓励儿童构建想象中的东西方"文化共同体"。对于这一具有鲜明跨国族意识的儿童文学群落的研究,需要运用民族志文化研究、身份理论、差异理论等深入辨析这一群落内部跨文化身份书写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此外,还需要对西方华裔儿童文学及其相关的亲缘文学进行多维度的比较,考察其在文化书写经验方面的相因性与异质性。对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华裔儿童文学的研究,可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如何拓展话语空间提供借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钱钟书论文学的接受主体

钱钟书关于文学接受主体有许多论述,其中以下三点得到特别重视和强调:工于诗文;研究理论;追求真理.它们是钱钟书感应特定时代语境所提出之观念,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价值.     

“文学”概念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发展——读《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

美国学者彼得·威德森所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Literature)一书,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探讨"文学"观念演变的历史,由此呈现出这个概念由逐步累积、到大致形成、再到离散为"文学性"的过程.这种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概念演变史的方法,具有扎实的说服力,对于我国的"文学"概念发展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发性.     

王希杰的语境理论：“三一语言学”中自成体系的暗线——写在王希杰先生七十华诞前

王希杰语境理论将语境纳入到四个世界、零度与偏离、潜性与显性的框架中,注意到语境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将其作为一条暗线串在全部修辞学理论体系之中而又自成体系,颇具特色。王希杰语境理论是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拓展、创新和突破,具有导向性和方法论意义。这一立体式研究,对于我们较全面地认识王希杰语境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价值、影响大有裨益。提出王希杰语境理论中尚需进一步完善的方面,求教于大方。     

在抒情与叙事之间的认识调整——20世纪初王国维文学观建构的一个侧面

20世纪初,王国维一改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诗、词等抒情文学而贬抑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叙事文学放在抒情文学之上,这一文学类型观的重要变化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王国维个人而言,这主要源于在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晚近文学、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其文学认同向西方文学的转移,特别是其文学观和审美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但由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对于其影响的持续以及个人的性情等因素,王国维对于抒情文学仍然难于忘情,这导致他的文学论述中涉及传统抒情文学时的内在的矛盾。而在后期的戏曲论中,王国维纠正了个人的认识偏颇,强调叙事与抒情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打破了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的二元对立。王国维的这一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启示性。     

“文学理论与学科泛化”笔谈——文学理论的“泛化”与“发展”

从网络搜索看，国内明确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与学科泛化”的时间是2001年。此后问有文章出现，但过于零星，也不够深入。通过李瑭平教授，我们约请了一些有兴趣的学者来集中讨论。从收到的6篇文章看，共同点是，都对目前文学理论发展现状不满，也都认为有许多弊病应该克服，并对重建抱有信心。但对文学理论如何应对学科泛化，需不需要自性，如果需要，如何处理与泛化的关系，如果不需要，将如何生存、发展等问题，各人意见却不一致。大体可归纳为四种。 第一种比较自信，认为文学理论没有泛化也不需要泛化，而要发展。童庆炳先生认为．有些自称泛化的论文，其实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一种社会学研究。这不仅因为它们将目光锁定在以电子为媒介以消费为宗旨的文化现象上，而且所使用的理论资源也来自社会学家。文学理论要发展，应老老实实把文学文本放回到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李春青教授认为，文学理论有沉寂但没有泛化，相反还在深化、细化着。他从反思、阐释和自我认同三方面认真说明了未来文学理论的可能路径。第二种持怀疑态度，认为被国家意识形态、旧的学科体制及规训制度所操控的文学理论可能正在失去活力，也许需要某种泛化来恢复生命力。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学理论能否应对现实、是否全知全能的怀疑。赵勇教授指出，传统文学理论解释第一种文学（纯文学）得心应手，但对第二种文学（按配方生产的大众文学）却束手无策。陈思和评论《兄弟》进退失据，证实了若缺少文化研究维度所可能出现的尴尬。他还担忧，有些人的学科化冲动有可能使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潜力尚未发挥又堕入制度化泥坑。李琚平教授简要追溯了文学理论在学科泛化背景中发展的历史，还仔细考察了世界范?     

大陆“寻根文学”与台湾“乡土文学”比较

中国大陆新时期“寻根文学”思潮与当代台湾的“乡土文学”思潮在主导的创作思想中都具有注重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坚持文学“民族性”和“观照民间”等近似的理论视角。并且,二者各自的代表作中人性主题、国民性主题和现代性主题均呈现出人文关怀与国民性探索等两岸新文学共有的精神流脉的传承,以及两岸迥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文本中现代性元素的多种耐人寻味的面向。     

重审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悖论、对象与方法

当前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理论探索中存在的一些困惑和争议,实际上源于影响类型的多样性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性的内在失衡、文学"影响—接受"关系的机械割裂而产生的悖论。依据文学关系的层次形态,影响研究的对象具体表现为不同层面的文学关系,而从文学关系的本质来看,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性逻辑关系。若要有效地进行影响研究实践,其方法和步骤可归纳为以"文本作品"为中心,以"文学事实联系的探寻"和"创作活动的审美钩沉"为基本点,以"文学的相似性思维、跨文化的历史语境和接受的主体性立场"为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