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辨的眼睛——关于《张爱玲的意象世界》

我们知道张爱玲是个描写心理的小说高手,而通常又惑于很难在她的小说中看到直接的心理描写,玄机或许便在于未曾流连于她的意象创造,而她的意象创造正是她透示人物心理的通幽曲径.     

婚恋母题与变态心理——京派女作家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艺术透视

京派女作家的小说以人的内在生命运动为审美的聚焦点,一面深入发掘特殊人事所蕴含的神话/文学母题及其变体,捕捉人物潜意识中种种原型意象与情结,同时经由主体审美意识的过滤、改造,并凭借变异、折射等方式外现为文本中繁富的审美意象与象征,从而赋予小说叙事内涵的深层结构与丰盈的文化意蕴。     

《红字》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意象运用研究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淋漓尽致地运用了意象,文本从红字A到人物的名字、人物本身直至客观事物,都极具深意。1995年再次搬上银幕的电影文本《红字》也直接、明了地运用了意象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将电影文本的深意蕴含于可视的意象之中,虽然和原著相去甚远,但为受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的震动。通过对《红字》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中的意象运用的研究,阐释了意象的运用为《红字》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影文本所带来的永恒的艺术魅力,试图为《红字》研究构建新的视角。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人物与景物意象翻译——翻译美学的视角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景物意象都非常丰富,而成功的意象或意象群在内涵上会引人深思,因此具备极高的审美价值。如何在翻译转换中保留意象的审美功能和阅读美感,是译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和景物意象大都带有多重审美意蕴。从翻译美学角度对其中的人物意象与景物意象的翻译加以研究,利于深入探讨小说中意象翻译的审美再现问题,为意象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论毕淑敏的生命意识与审美意象

毕淑敏的生命意识是真诚的救赎使命意识、热情的入世看客意识与清醒的医患矛盾意识,因而她在<红处方>、<预约死亡>、<拯救乳房>等小说中创造了毒瘤意象、死亡意象与会心意象等审美意象,同时将读者引入深谷体验、高峰体验与缺失性体验之中."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这是毕淑敏的生命意识与审美意象之间的神圣契约与独特的心灵处方.     

原型象征:审美张力空间的拓展

在小说中,原型象征往往是通过将现实的人事物象与原型意象彼此交融,或者将原型意象"置换变形",使它与现实人事物象巧妙叠合而生成的.这常常拓展出极其广阔的审美张力空间,最终促成了古今人事物象的有机一体.原型象征的创造,使作品与人类无限的记忆建立了深层的联系,小说就内蕴了比一般象征更加深广的审美意味.     

象征主义与张爱玲的蚀月意象

象征主义在现代小说中的渗透与运用深入而具体.借助于象征强化和升华文本题旨的表达,凭借象征的艺术暗示性和隐藏性间接烘托文本的深层意蕴是象征技巧的基本艺术功能.这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均有充分的体现.张爱玲笔下的月亮作为一种文学意象与人物及作品情感紧密结合,有着典型的象征意义,其中刻画最突出的是她对蚀月意象的创造,并以作品《金锁记》中刻画最为出色.     

“母性”与“土性”的交融——赛珍珠小说《母亲》中的诗意空间

对赛珍珠小说"土地主题"的探讨总是离不开对"母亲"意象的文学研究。实质上,"母亲"意象和"土地"意象一样,既是赛珍珠赖以创作的原型,也是她的创作结晶。两者血脉相连,融会贯通,达到几乎不分主体与喻体的境界。到赛氏创作《母亲》时,其作品对"土地"意象的处理又有了别开生面的文本表现,即借着"母性"和"土性"的交融、借着人性的升华,作家完成了独特的诗意空间的营造。     

隐喻和象征——细读张爱玲小说的意象化呈现艺术

张爱玲小说在对人物思想、情感、心理、性格、命运、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上具有意象的直观性、隐喻性和氛围性(意境性)特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张爱玲小说具有意象性特点。她小说中的意象描写不只是停留在对客观物象的机械复制和真实性的描绘与捕捉上,重要的是饱含着某种丰富的象外之象和言外之义的审美象征意蕴。细读张爱玲的小说,不难发现这种意象化的呈现艺术主要表现在小说的景物、人物和环境描写三个方面。     

窗与两性的灯塔——《到灯塔去》中象征主义解读

<到灯塔去>作为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压卷之作,具体而生动地展示了她的小说理论--探求生活的真实性在于表现人物的"内在真实",即人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为实现这一理念,伍尔夫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意象来暗示人物内在的性格和思想情绪.<到灯塔去>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拉姆奇夫妇和两种实物--灯塔与窗--充分表现了作者独特新颖的想像力和创作思想.充满神秘特质的象征意象不仅赋予了小说多元的意义,而且为读者提供了与人物及作者对话的空间.     

城乡变迁中的孙惠芬小说之伦理观

"城乡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孙惠芬绕不开的一个写作主题。面对城乡变迁中出现的颠覆传统伦理的变化,作者凭借自我经验与对他人生存状态的体验,并通过把握自己情感反应来对传统生存伦理和现代经济理性之间的纠葛,血脉亲情弱化和孝道伦理变迁,做出关注具体情境的关心关怀式的情感书写。女作家孙惠芬就此亮出了一种具有关怀伦理思想的道德立场。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母性批判

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常识的形象,她们构成张爱玲式的"巫母群像",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此倾向的形成,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密切相关。同时,张爱玲对母性的批判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

孙惠芬小说涉及许多家族叙事元素,但与许多作家善于通过宏大叙事来创作家族小说不同,其小说没有宏大叙事,没有精心的故事设计,家族意识是通过稍显散淡的作品人物,尤其是以申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人物描写而集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也使得其小说迥异于当代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主要体现在具有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的特征。     

生命深处的喧嚣与骚动——论孙惠芳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孙惠芳是一位守望乡土的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她依据女性切身的生命体验，建构出一个以荡妇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女性世界。概括为三类人物系列：一是在越轨的行为中，蕴含着对精神境界的向往与提升；二是在情欲的驱动下，表现出对生活法则与道德规范的大胆蔑视与叛逆；三是采用传统的偷情或调情方式获取生命激情的宣泄和满足。在作者笔下，所有女性都无法逃脱既定的悲剧命运。在当代文坛上，孙惠芳所表现出的女性体验、生命视角与人性关爱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女性生命本真的书写——论萧红小说的创作

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 饱受离家出走的寂寞、孤独和痛苦。萧红的小说创作是她的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以自己悲剧 性的人生感受和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 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特别是女性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 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从情感到理智——论简·奥斯丁的女性审美转向

综观小说家简.奥斯丁的六部小说,以《曼斯菲尔德庄园》为界,对比作家之前所著的三部小说与其后所著的三部小说包括《曼斯菲尔德庄园》可以看出,奥斯丁对女性的审美观经历了由情感向理智型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跟其生活变迁、思想的逐渐成熟、对社会更加深刻的认识以及更重要的是女性主义的觉醒有关。     

东北乡土文学中的两种创作路向——萧红、迟子建乡土小说比较研究

作为东北文坛世纪始末的两位优秀女作家 ,萧红和迟子建共同关注着黑土地 ,但其乡土小说在相似之中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就创作母题而言 ,萧红倾向于以现代启蒙者身份对乡土进行冷峻的审视与批判 ,迟子建则倾向于对乡土的缅怀 ;就审美风格而言 ,萧红的创作体现出张力之美 ,而迟子建的创作则表现为和谐之美。总而论之 ,萧红的乡土小说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 ,而迟子建则有向传统回归的倾向 ,两人各自代表了东北乡土文学的两种不同创作路向。     

论《喜福会》的多重主题

谭恩美在《喜福会》中选择中国母亲和女儿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母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作为华裔作家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文化意识使然。在其小说中．母亲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中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谭恩美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中心”和“边缘”对立的模式．对母亲们代表的中国文化与女儿们代表的美国文明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力求文化认同。     

试论铁凝小说的女性人物特征

铁凝是一位女性写作最纯粹的作家,她善于利用经验,展示历史动荡与时代变化中渴望改变命运的女性人物,关注强势社会生活对弱势个人命运的制约,以及人生困境中个人的抗争与无奈,侧重个人空间被损害后的残缺性,人物真诚坦荡,看重情义,人物悲剧多是命运悲剧。铁凝小说的人物表现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女性生存的真实境况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     

欲望的文化审视--论孙惠芬小说创作的欲望主题

市场经济体制的导入引发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极大变化。人们潜藏的欲望被激发,失去了往日安宁和谐的心灵平衡。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对此有着集中的反映。小说透过文本表层的欲望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的灵魂在欲望主使下的扭曲、变形、无奈、静美。从而使孙惠芬小说迥别于那些剔除了精神因素的性的沉溺之作,在更广阔的生活背景下表现出对人的精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