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龙门石窟造像和书迹艺术研究

对北魏龙门石窟艺术的研究,向来被人为割裂成了造像和书法两个联系不大的方面,各自为阵,分别为美术考古和书法艺术两个领域所热情关注,而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作全面审视和探讨的情况却基本没有。本文分别从其历史地位、艺术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入手,意在还北魏龙门石窟艺术一个真实面目。     

试论汉化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意匠

在佛教的场所———佛寺中 ,普遍塑有佛、菩萨、金刚、天王等佛像 ,故佛教有“像教”之称。作为外来宗教 ,佛教的佛像塑造自然融入了汉民族许多本土的审美观念。这些观念包括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 ;“对称美”的普遍存在 ;“动态美”与“静态美”相得益彰的衬托 ;此外汉民族传统的服饰美、色彩美标准也融入到佛像的雕塑中。这形成了汉民族辉煌的宗教造像艺术。     

中岩寺仙人床龛造像服饰风格探析

摩崖造像作为宗教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通过雕刻的视觉形式不仅直接反映了宗教的精神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艺术审美的外显方式.青神中岩寺仙人床摩崖造像保存完好,服饰精美,通过对佛、菩萨和供养人的造像服饰风格的分析,从中不仅可以领略造像时期社会时代的审美趋向,而且可以了解中国佛教服饰经历了从外来形式与中国传统服饰风格相融合并逐渐走向世俗化的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佛教窟龛造像的本土化演变及与民族造型艺术传统的结合

中国古代雕塑传统早在秦汉时代即已成熟,形成了本土的艺术审美和造型艺术特色,其内在审美和中国绘画相一致,特点为温柔敦厚、内在静谧。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起源于印度,在其传入初期具有明显印度风格,但在演进过程中逐渐与本土艺术风格相融和。云冈石窟造像多用平直刀法,造型雄武,多印度元素;龙门石窟改用圆刀刀法,造型祥和,一派汉风。中国佛教造像的本土化痕迹及其与民族造型艺术的结合可以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清楚看出。     

汉代生殖崇拜造像

在我国四川、广西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桑间野合》、《盆景》等生殖崇拜造像,这些造像直接延续了先秦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在对“祖”“且”等古文字的考证中证实了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在汉代的中原地区,已经率先进入了高度文明,生殖崇拜造像也随着儒家思想发展,扬弃过去,在造型上发生变化,从伏羲、女娲等造像中可以看到,这些造型是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向着人文化、文明化的过程演变。     

外来词的语音汉化

外来词的语音汉化主要表现在音节数量的汉化、音素和音节结构的汉化等方面.     

从契丹诗歌的演进看契丹人的汉化进程

契丹诗歌留存不多,但其中蕴涵的文化信息却十分丰富。契丹诗歌的演进过程,就是契丹民族汉化进程的形象展现。通过对这个过程的分析研究,揭示出契丹民族的习俗由“无礼顽器”到文质彬彬;思维模式由简单平直到二元对立;情感由简单粗放到委婉细腻;思想意识由原始状态到汉民族多种哲学相互融合。     

大同华严寺造像的审美心理机制探析

审美心理是人们产生美感和体验美感中的心理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结合具体的艺术作品来研究审美的心理机制,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同华严寺造像享誉海内外,堪称我国辽代佛教造像艺术的典范。本文依托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理念和心理学服务社会的思想,对华严寺造像进行审美心理机制分析,探讨华严寺造像艺术对大众审美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高欢、高澄父子与东魏的汉化

从高欢对待汉人的态度、对待汉化的策略与措施 ,及其子高澄对待汉人与汉化的态度、措施等三个方面 ,考察东魏的汉化方向与过程 ,可以看到东魏总体上是朝着汉化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西安出土两通北魏三尊式残造像的考释

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分别收藏一通三尊式残造像,碑面下部残缺。主尊均施转法轮印,身披帔帛,为身着菩萨装的弥勒佛。两通残造像主尊残缺部分为交脚坐姿的弥勒像。弥勒造像的出土是弥勒信仰流行的反映,而弥勒信仰的流行与北魏时期长安地区高僧的译经和传教活动密不可分,弥勒佛典的翻译使长安成为弥勒信仰流行的重要区域。两通残造像的制作年代是北魏时期,其中碑林残造像的年代在北魏延昌至正光年间,西安博物院残造像的时间则在北魏晚期。     

成都地区出土南朝造像的外来风格渊源之再探

自清末以迄近年,成都万佛寺遗赴及其周围地区陆续出土了数批南朝佛教石造像,在南朝佛教造像实物相对缺乏的今天,这些造像对研究南朝佛教造像的演进以及南北朝造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主要探讨了这些赞赏像中的外来风格-秣菟罗风格的来源问题,认为其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建康地区,但西北地区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从而揭示出南北朝时期四川佛教艺术的多元化特征。     

试论现代“汉化”:一个被泛化的概念——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至今仍存在着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与古代汉化相比,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在内涵上已有了很大不同。以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阐释了现代汉化的内涵,认为与古代汉化具有单一汉文化化的特征相比,现代汉化具有汉文化、西方文化、当代国家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化特征,是一个明显被泛化了的概念,建议慎用这一术语,以防对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孔望山造像部分龛室画像内容探析

结合孔望山摩崖造像的最新研究结果,对其中的K3、K5两个龛室的内容进行了探析,认为与主体画像X73有密切的联系,反映的是早期道教讲经、祭祀礼拜的内容。它们与整个造像群的佛、道的人物和故事并不一致,是典型的市俗生活的刻画,也是东汉晚期汉画像石雕凿技法运用于新材料、新题材的画面布局尝试。     

恩施地区土家语汉化历程及原因探析

恩施地区语言汉化的时间跨度很大，始于隋唐，于二十世纪初基本完成；空间上也是分节淡化、消失的，大致自北而南，兼从东向西。从方志典籍记载、历史建制沿革、族群流动等方面可窥恩施州土家语汉化历程的基本情况及原因于一斑。     

论沙陀的汉化

沙陀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源自新疆、融于汉族,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本文拟对沙陀汉化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沙陀汉化的表现进行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沙陀的汉化略作评价。     

当代造像匠工的审美取向与佛教艺术风格的演变

通过跟踪考察甘陕一带的寺庙造像工程,对贾玉龙①为代表的殿堂造像匠工的造型思维研究,本文认为当代造像匠工的审美取向不仅仅具备着地域群体审美观念的共性特征,而且还呈现出了个性化特征的审美倾向。反映在造型中,虽然这种“个性化特征的审美倾向”不可能跨越宗教的范畴,但是,它却实际的反映了中国本原哲学在民间活态传承发展的事实,同时,它也是影响宗教艺术在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影响字母词语汉化的因素及研究现状

字母词语汉化一直是语言工作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影响字母词语汉化的因素主要有词形、全球通用、字母构词、语音系统等四个因素。在推进字母词语汉化过程中应该遵循实用性、规范性、简洁性原则。     

民俗语源与借词的汉化

不同民族的语言词汇总是在互相交流、互相借用。每种语言都有来自其他民族的借词。借词属社会语言学范畴，要使外来词合于本民族语言习惯，在民族语言必须具备善于适应、善于吸收的特点。汉语正是具备了这一特点，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能使外来的借词带上本民族语的色彩，同时借助汉语民俗语源基于联想的构词能力，借词大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契丹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的汉化

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契丹文化处在较高的阶段，因此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和吸收了汉文化，当然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契丹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