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人性──关于孙惠芬小说的文化哲学思考

孙惠芬小说对社会、文化和人性进行了全方位观照。她肯定了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的农民进入城市行为,却又伤痛于他们的愚昧和落后;她肯定代表着社会进步的都市文明,却又伤痛于它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伤痛城市”亦“伤痛故土”是她的文化心态的真实写照。     

原乡记忆与日常叙事——关于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

作为当代优秀的小说家,孙惠芬一直勤耕不辍于乡土世界里。在其原乡记忆和日常叙事的基础上,作者将她对乡土经验的把握和深切体验发挥到极致,从而使其创作在同时期的乡土作家中显现出突出的创作优势。     

情绪记忆与小说的意象创造

情绪记忆和孙惠芬小说意象创造关系密切。情绪记忆,是意象创造的资源。她偏于情绪记忆,能记住"感动的情境"与机理,主体情绪时而与意象创造呈现共时性状态。这样的情绪记忆使她擅长在文本中捕捉人物心灵的瞬间,并把微妙作为最崇高的审美追求。小说中的意象多是她情绪记忆的审美对象化,是创作主体与人物主体的精神寄托,是文本欲望世界的敞开,是"乡下人"情绪记忆的回溯与印证。成功的意象创造源于情绪记忆而又超越情绪记忆,在动与静、诗性与哲性、感性与理性、并置与对比中充满张力,又充分统一,体现审美的多义性。     

沈从文的乡土意识

在沈从文的观念中，乡土不仅指农业社会中人们赖以谋生的土地以及外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更指那些粘着于土地的人，即乡土中的基层生命──那些上头上脑的乡下人。乡下人因安土重迁、不离乡土而带着“土气”，乡上则因乡下人而具乡土性──乡下人执著于土地而形成的一份乡土情感、生活习惯、观念习俗乃至总体的大乡土氛围。这“人”、这“性”正是沈从文乡土意识的重心所在、在地域上，沈从文的乡土创作注目于未受现代文明侵染的边陬僻壤──湘西，他精心营构的湘西世界（经过主体心灵和时间滤化之后的湘西）不仅流赏着他不竭的乡土恋情…     

女性生存困境中的自我寻找——浅析孙惠芬的中篇小说

东北女作家孙惠芬的小说曾引起极大反响,其中篇小说中所描述的“姐妹情谊”,展现了乡村女性努力寻找自我,最后却不得不在现代与传统中失落的悲剧.或许正是这种失落才使其笔下的女性更生动、更具意义.她们的失败注定会激发更多的人去寻找自我.这正是孙惠芬笔下女性存在的意义,也正是孙惠芬写作的意义.     

城乡变迁中的孙惠芬小说之伦理观

"城乡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孙惠芬绕不开的一个写作主题。面对城乡变迁中出现的颠覆传统伦理的变化,作者凭借自我经验与对他人生存状态的体验,并通过把握自己情感反应来对传统生存伦理和现代经济理性之间的纠葛,血脉亲情弱化和孝道伦理变迁,做出关注具体情境的关心关怀式的情感书写。女作家孙惠芬就此亮出了一种具有关怀伦理思想的道德立场。     

论城市镜像中的乡村散文书写

城市与乡村的多重拟想关系,使一群既承继着农人的血脉基因又浸淫于物化城市的"亚类属"作家,在"逆城市化"的乡村散文创作中,被宿命地建构成了"刺激(城市)—反应(回望、想象)—呈现(乡土)"的写作心理图式。"精神的乡土"与"物质的乡土"的悖离,生成了城市镜像中"依爱"与"悲悯"的新乡土散文书写的复调形式。城市镜像中的乡村散文,其当下意义主要在于对乡土本真的呈现或是对乡土精神的拟想。     

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

关注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在当代有其特定的价值。缺少乡村的推移力和城市的吸引力,中国古代的"乡下人进城"是在封闭的农耕文明背景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乡下人个体的、分散的、随意的实践行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叙述相对冷落"乡下人进城"这一话题的一切表现,都可以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已有的古代文学叙述则表明:城市的繁荣进步离不开一代代进城后飘泊无依的乡下人饱含辛酸的奋斗和努力。由城乡差别决定的乡下人的贫困、闭塞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种种难堪别扭,很容易被具有优越感和强势话语地位的城里人看到并加以夸张放大,以至于"乡下人进城"这句话竟成为嘲笑乍一进城的乡下人的俗语和口头禅。     

乡村叙事与民间声音——读孙惠芬的《上塘书》

孙惠芬的《上塘书》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叙写了当下乡村在走向城市文明的过程中的艰难步履。作者提供了一幅乡村在被动地走向城市文明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淘洗,以及由无奈和苦涩编织成的“清明上河图”,代乡村儿女们而言,言说了这种民间故事,传播了这种民间声音。     

把农村题材创作纳入女性主义文学视野——由孙惠芬的创作和对其批评所想到的

孙惠芬获奖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对于现代女性意识中残留的传统文化的阴暗心理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和批判,但其创作中全新的女性主义文学表达在文学批评界未能得到应有的认识和肯定。主要原因在于当下文坛普遍地把女性主义狭隘地理解为性、自恋、同性恋,把女性主义文学错误地等同于个人化写作。这种理论前提屏蔽了孙惠芬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忽略了孙惠芬的创作对女性主义文学表现内容和视野拓展的意义。只有消除这种误区,把农村题材纳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视野,才能使已趋式微的女性主义文学重新焕发生机。     

眷恋中的古城批判与创作上的回归"原乡"--以北平为视点对京派文学的一种考察

作为具有一定地域色彩的文学流派 ,京派与北平和乡土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北平 ,他们既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与乡土认同感 ,也表现出对城市文明和古老历史的严肃反思与批判 ;对于生养他们的“原乡” ,他们总是抱着“乡下人”的自豪进行“回忆”与“展览” ,但这种“回忆”与“展览”又因“乡村知识者”的身份而时常表现出一种眷恋中的自我审视和背离故乡的原罪感。     

城中的两个世界--读萧乾小说的审美取向

京派作家萧乾的小说,都包含着"城中的两个世界"他的早期小说凭着一个城市中的"乡下人"的身份,明显地表现了对乡土的依怀和对都市的疏离,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都是"忧郁者的自白"。萧乾后期的小说逐渐走出个人狭小的圈子,加强了批判社会的力度,投入了广大的人生。但是,从萧乾的小说创作看,他无意流露的忧郁给他的作品带来了诗意,使作品呈现出更高的艺术价值,而他刻意追求的广大人生,虽然拓展了他的创作视野,却阻碍了他在艺术上的成功。     

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守候乡土：罗中立的艺术追求

作为乡土题材美术的代表人物,罗中立自20世纪80年代开44乡土题材美术创作风尚以来直到今天仍然坚守着乡土题材的美术创作。罗中立的乡土题材创作一直在不断地追求艺术上的深度表达与创新：在主题上,呈现为从乡土风情再现到乡土文化挖掘;在表现手法上,体现为从写实再现到主观表现的追求,从最初对西方乡土题材模仿到不断进行形式表现上的独自创造,体现了其在乡土题材创作中明确的本土化追求。     

电视栏目与城市观众的"乡土情结"

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潜意识蕴积了一种因渴求亲近远离他们的传统文化,故乡和大自然而产生的"乡土情结",这种"乡土情结"使他们需要得到情感上的寄托与宣泄,从而影响着他们对电视节目的需求和选择,城市电视台开办电视栏目应满足这种心理需求.     

论新世纪以来西北作家中短篇小说中的城乡冲突描写

在新世纪以来西北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中对西部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给予了特别关注与重新审视。农民对城市怀有普遍的认同与幻想,但是城市却以其特有的冷漠与罪恶拒绝着乡下人。于是作家们更多的将目光投向美好的乡村,以召唤离开土地流向城市的游子。     

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

孙惠芬小说涉及许多家族叙事元素,但与许多作家善于通过宏大叙事来创作家族小说不同,其小说没有宏大叙事,没有精心的故事设计,家族意识是通过稍显散淡的作品人物,尤其是以申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人物描写而集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也使得其小说迥异于当代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主要体现在具有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的特征。     

执著与坚守:谈阎连科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

论文探讨了阎连科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着当代乡土中国底层的苦难历史记忆和现实困境,彰显出中原乡民在与多难命运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韧精神和乡民间血浓于水的淳朴真情,并将其对生命、人生及乡村价值的理性思考融入创作中,凸显出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守乡土创作的执著。     

论新乡土诗派的诗品与文心

1987年崛起于湖南的新乡土诗派历经十多年的坚守与苦吟,在文潮消退、诗情淡化的文学背景下,使低迷的诗坛凸显出一道人文高标的诗品境界,毅然续写着文学湘军不倒的神话."边缘心态-漂泊感-根基意识"的心灵躁动、"家园乡愁-文化乡愁-精神乡愁"的三重意境和"对峙物欲-拥抱乡土-追寻家园"的精神指向,是该诗派"两栖"情结的文心舒放;乡村与都市文明中突的悖论、乡土特色与题材泛化的矛盾以及诗作与诗艺的落差,则是该诗派在未来走势中需要面对的理性调适.     

共同背景下的异质话语——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视角差异的比较研究

鲁迅与沈从文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大师,但基于他们对乡土的意义归趋与理解方式的差异,而使其小说呈现出解构与建构的不同视角。鲁迅以"关注人生"、"启蒙主义"和"疗救病苦"为目的,批判和拆解着破旧的历史,而沈从文则以"乡下人"的眼光注视世界,缅怀边民往事,编织着理想的花环;鲁迅倾力展现现实的黑暗惨烈与人性的被泯灭,沈从文则沉浸在诗意盎然的梦中,演绎着鲜活的人性。两者的视角都有局限性,但对民族文化的深刻思考与理解,使它们具有了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