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自然的道德化——康德对自然与自由的沟通

为了沟通自然和自由的鸿沟,使至善在自然中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康德凸显了人的情感的作用,并把《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对知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赋予了反思判断力。在人的情感中,康德为合目的性的先天原则找到了来源,目的性原则在批判哲学中有了独特的位置。康德以艺术的概念连接审美判断和目的判断,解决了目的论运用于自然的合法性问题,从而说明:我们是以艺术的眼光看待自然,自然具有实现至善的可能性,其终极目的是至善,我们需要一个上帝。     

道德与上帝——读《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反映的是康德的宗教态度,在书中,他为宗教找到了合适的位置:道德必然产生宗教.上帝在康德看来对人类是有存在必要性的,它来源于道德的需求.人性的至善禀赋,以及人类对幸福的渴求.上帝对我们来说是种信仰,这就是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一种道德的信仰.     

康德“道德的宗教”之实践功能

康德认为,道德哲学本身并不需要宗教,但道德必然导向宗教。道德法则必然指向达到德福一致的至善,但这个目的却为我们人力所不能及,我们虽然能自主地追求道德,但幸福的获得却服从自然规律,处于我们的能力之外。为了在尘世中实现至善(而这也是具有道德的人的合理期望),必然需要假定上帝的存在。上帝不可能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它是由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被假设为必然要存在的,所以,这种宗教就是"道德的宗教",它被严格限制在纯粹理性的界限里。     

追求理性尊严与独立价值的技术实践——康德技术实践思想研究

为了澄清人们对实践的误解,康德划分并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实践,并用“道德地实践”统摄“技术地实践”,使技术实践成为理性的体现和人类追求“至善”的活动.康德在理性的旗帜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重心从自然转向了人,强调人在技术活动中的能动性,完成了认识论领域的转换,“将颠倒的东西又颠倒了过来”.在他的目的论之下,在自然与理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沟通了此岸与彼岸世界.尽管康德对技术实践的见解仍有缺陷,但他的理性精神对其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康德的至善学说

康德实践哲学的意图旨在使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本性能在对象中确立起来，这个确立导致的结果就是至善何以可能的问题。至善作为实践理性的最高客体构成了德性原则和幸福原则的一种联结，这种联结由于是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一种综合，就必然产生了实践理性的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解决就是通过德福一致的原则推导出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从而给至善的原则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康德也就把神学进一步纳入其道德哲学之中了。     

善与幸福——从批判哲学的观点看

功利主义把人的一切行为归因于利益,这不但与人性本善的美好愿望相悖,而且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康德提出德性伦理学与之抗衡,却失之于曲高和寡,于是,他提出至善论,企图把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进行综合。构成至善的善和幸福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二者的契合必须靠上帝来保障。至善并没有因为其中包含幸福而使自己易于被接受,反而因为掺入了经验的因素遭受指责。     

至善何以可能?——读傅永军教授新著《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

<正>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文的"序言"中,康德提出了两个看似悖谬的论断:一方面,自由存在者通过纯然实践理性确立道德法则,这一过程乃是独立自足的,并不需要宗教的涉入;另一方面,必须假定一个全能的存在者使至善的实现得以可能,从而保证德行与幸福的契合一致,因此道德必然导致宗教。与此相关,在之前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辨证论"部分,康德还提出了一个难解的陈述,亦即,上帝存在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悬设,惟有在实践上可能却在理论上无法证明。为此,我们不得不追问,自足的道德法则证成为何依然需要宗教的指引?在理论上无法证明的上帝存在假设何以在实践上可能?山东大学哲学系傅永军教授的新著《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从伦理神学到道德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康德宗教哲学》),通过扎     

自由:通向人类希望之路——对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辩证论的一点思考

本文对于把康德伦理学看作信仰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由至善概念及其中包含的道德和幸福的二律背反入手,分析了至善与实践理性的三个悬设的相互关系,认为自由是至善成立的充足条件,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是至善成立的必要条件,应该把道德的神学与神学的伦理学区别开来。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