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的民主和工商业

在研究和比较世界各国历史的过程中,如何区分古代与现代貌似相同而实质不同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已是我国政治生活重要内容的今天,人们不时也谈到古代希腊、特别是古代雅典的民主。那么,古代雅典的民主是怎样确立的,它与构成商品经济主体的工商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在古典时代希腊世界数百个城邦之中,有过多种政体,只有雅典的民主政治得到了高度发展。公元前六至四世纪雅典的民主政体,是作为公民集体的雅典城邦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奴隶占有制社会早期特有的一种国家组织形式。 处于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的雅典城邦,主要经济部门也是农业,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密不可分。在雅典内部,包括民主政治达到顶峰的伯里克利当政时期(公元前443—429年),     

伯里克利的民主与独裁

伯里克利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亲手把雅典的民主推上了古代世界的峰巅。他利用民主实现了自己事实上的独裁,把雅典建成了希腊的学校。他把这种民主强行对外推广,实则用近乎专制的手段奴役盟邦,维持雅典的霸国地位。然而,以农为本的雅典城邦,没有实现帝国之梦;它的民主之基础,也在伯里克利手中开始受到损害。     

论贝壳放逐法

贝壳放逐法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雅典人防止僭主政治复辟的有力武器 ,同时也是雅典人限制和解决党派斗争的有效手段。雅典人用它来制服任何声望和权势都很大的人物 ,使他们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成为特殊公民     

雅典贵族与民主政治--雅典民主政坛上的贵族现象探析

雅典贵族主宰民主政坛的现象,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雅典贵族与众不同的生存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使他们不自觉地扮演了民主政治的推动者的角色;二、雅典文化价值体系的贵族性使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众望所归的地位;三、贵族的商业化使他们在经济行为上与工商业者趋于一致,成为他们在政治上充当工商业者的代言人的物质基础。但是,伴随工商业者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伯里克利之后平民工商业领袖的崭露头角和公民大会对政治事务的全面控驭,意味着民主政治日益显露其真实的社会基础。因此,贵族领袖现象并不否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工商业这一根本命题。     

雅典民主中公民主体的塑造

雅典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演变成熟的过程,因为雅典民主的主体和中心是公民,故公民素质的好坏关系到民主的成败。公民的塑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公民意识的普及而达成的民主共识奠定了雅典民主的思想基石,在此基础上,民主制度的创新使公民获得了制度的保障而名副其实,民主实践则让公民真正成熟,雅典民主由此成为社会现实。     

略论伯里克利与雅典知识分子

伯里克利在实现奴隶制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把雅典创建为“全希腊的学校,”变成“世界文化的中心”,做出杰出的贡献。古雅典知识分子队伍是由多个来源形成的,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雅典文明得以建树,与伯里克利执政时期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伯里克利为知识分子创造的发挥才智的社会条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还有文化事业方面的奖励政策。正是由于伯里克利的支持与鼓励,雅典知识分子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古雅典文明。     

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作为古代世界最为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即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而雅典的民主制度,从萌芽、发展,以至形成,均是与进入公元前六世纪之后柑继出现的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一系列政治家的改革相伴而生的。改革为雅典的民主开辟了道路,积蓄了力量,并促其完善与繁荣。本文集中论述了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及其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关系。     

盛世乡愁——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波斯战后三十年,雅典强势崛起。如何乘崛起之势,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结束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列国交争的困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而在对外致力于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民主化在夯实国家基础的同时,却使雅典传统世家贵族在政治上遭到挤压,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雅典政坛暗流涌动。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力,但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对抗便迅速升级并迅速白热化,进而走向失控,最终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著作家的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现实后果:曾让雅典人倍感自豪的“民主”,却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透过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文本,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对于盛世雅典人的乡愁,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能够感同身受吧!     

论社会公民权的保障——以国家义务的适当承担为出发点

社会福利制度与公民权的结合便形成社会公民权。社会公民权之目的是确保一定的福利水平，使公民过上一种“文明化的生活”。而国家一般通过宪法等形式来确认社会公民权。公民与国家在社会公民权方面的争议可通过社会公民权的适当限制、理性的公众参与以及相应的司法救济予以解决。     

评伯里克利的品格

公元前5世纪雅典出现了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就是伯里克利。在他当政期间,雅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发展、繁荣和昌盛。因此,被马克思誉为“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关于伯里克利的政绩及他所推行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国内历史刊物有些介绍,但是,历史工作者很少系统研究他的品格,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