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诗话中的陶渊明论

陶渊明在日本汉诗的创作中影响甚大,也是日本汉诗论中的重要关注对象,这充分体现于日本诗话之中。日本诗话对陶渊明的评论涉及诗歌创作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两个层面,对其"平淡"诗风及其诗史地位有了清晰的确认,对其在日本汉诗创作中的影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日本诗论界对陶渊明的批评以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之"傲吏说"为代表,对其诗艺也不无訾议。既承继中国诗论中之陶渊明论,又兼有异见,体现了他们在诗歌批评方面极强的自主意识及接受异质文化时一贯的自主性。     

陈师道研究成果再梳理

学界对陈师道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重新梳理与陈师道"苦吟"、"后山体"研究、《后山诗话》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其诗歌研究的深入。     

杨慎诗歌体式论初探

杨慎的《升庵诗话》是明代以前最长的诗话,其内容博大精深。它看似没有理论体系,实际却蕴含着很强的理论性。本文对《诗话》及其为诸多选本所写的序言进行梳理,探讨杨慎的诗歌体式论。     

袁枚的诗歌采录标准探究

袁枚本着"宁滥勿遗"的原则,有意识地随地域、随人物身份进行他《随园诗话》中的诗歌收集工作.尽管袁枚选诗时要"宁滥勿遗",但他的"滥"并非指随意妄为.在随心所欲进行收集的时候,诗的审美要求是他不曾逾越的那个"矩".具体而论,袁枚对"宁滥勿遗"有着特定的要求.同时,他的选录标准是"味尽酸咸只要鲜".就诗话所录之诗具体而论,"鲜"由下列多个标准构成:一为清真;二为趣;三为新.     

唐寅诗歌创作态度辨析

关于唐寅诗歌创作的态度,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曾说唐寅:"诗则纵笔疾书,都不经意,以此任达,几于游戏".此说未免有些失实.细读文献,笔者发现唐寅对待诗歌创作有两种态度.唐寅对待应酬类诗歌创作是比较随意的,而对待非应酬类的诗歌创作的态度则是认真的,而后一种态度才能真正代表唐寅对待诗歌的创作态度.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论诗话传诗中的"梦中作"现象

以宋代诗话为代表的历代诗话,记录了不少梦中作诗、得诗的故事和轶闻,而且记述甚详.这类不同于"诗中言梦"的"梦中作诗"现象,由于常常被蒙上扑朔迷离的色彩,述者、闻者都颇感兴趣,所以成为古代诗歌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也引起个别诗话家的关注.像宋人阮阅《诗话总龟》就以卷三五、卷三六专列"纪梦门",辑录了46则此类诗话.梳理历代的"梦中作"一类诗话,可以将之分为六种基本形式,即:论诗出于梦,论梦中诗谶,以梦渲染诗作、诗人的"超凡性","梦"与"事"相契,记梦、忆梦之诗,借梦事正误、翻案.考察其作用,可以归结为克服"自卑情结"、引起受众注意、制造审美距离、有利广泛传播等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诗话及其汇编之体的承传

中国古代诗话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线索中:一、在单部诗话之体上,有"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之体的承传;二、在诗话汇编之体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据人而编之体的承传.诗话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我国古代诗话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古代诗话多方面价值的展开.     

沈善宝《名媛诗话》

所谓"清代闺秀诗话",是指记载、反映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的著作,而不是指女性撰写的诗话.清代闺秀诗话保存了大量反映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资料,是研究中国妇女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文献,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本组笔谈选取了<妇人集>、<名媛诗话>、<袁枚闺秀诗话>、<小黛轩论诗诗>等10种清代闺秀诗话进行探讨,对其作者、内容、价值、版本皆有涉及.     

陈芸《小黛轩论诗诗》

所谓"清代闺秀诗话",是指记载、反映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的著作,而不是指女性撰写的诗话.清代闺秀诗话保存了大量反映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资料,是研究中国妇女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文献,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本组笔谈选取了<妇人集>、<名媛诗话>、<袁枚闺秀诗话>、<小黛轩论诗诗>等10种清代闺秀诗话进行探讨,对其作者、内容、价值、版本皆有涉及.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与新诗范式问题

郭沫若当之无愧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论文试图从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的以感情为诗本体、以自由诗为诗体的诗歌,分析中国初期诗人及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对诗歌形式、本体的言说方式下的历史功绩和艺术过失。     

半世纪来韩国国内清代诗学研究概况

近几十年以来，韩国清代诗学研究比其他诗学，如唐宋诗或魏晋诗，有相当大的差距。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关清诗与清代诗论研究的成果时有呈现。在清诗思潮研究方面，清代诗学研究的水平并不高，研究范围也只限于所谓四大诗论而已，但近来开始重视诗歌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理解，研究热度愈来愈高，这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在作家论部分，清代重要作家如钱谦益、王士祯、袁枚、沈德潜等十多人大约都涉及到了，其中偏重于王士祯、袁枚等诗论，但其研究水平尚不高；在中国诗论部分，最重要的资料以清诗话为中心，国内清诗话研究者不过二十余人，其中本人近十年问集中研究清诗话，把其诗论内容开始应用于唐诗等中国诗学，关于清诗话研究方面的专著仅有本人所撰《清诗话研究》、《中国诗话的诗论》和《中国诗话的理解》。     

互否的言说,或成功的逆袭——叙述中的“中间代”诗歌

关于"中间代"诗歌的叙述多有矛盾、互相龃龉,这反映了"中间代"诗歌概念的不严密、含混与暧昧。但作为一次诗歌命名与运作,它是一次成功的逆袭,实现了其"反抗"与"凸显"的两方面的目的。"中间代"诗歌概念的生命力仍有赖于"中间代"代表性诗人的继续成长与自我完善。     

安徽当代诗歌的发展流变

从"崛起"的诗人梁小斌到先锋诗人沈天鸿、余怒,从独领"风骚"的《诗歌报》到新世纪众多诗派演绎的繁复旋律,安徽当代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图景。     

诗歌翻译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从"人是一切行为的尺度"谈起

"原始人类在洞壁和陶器上固定了一个形象,不是为了固定这形象的对应自然物,而是在这一自然物中发现了富有创造力的意义"(卢辅圣,1990:141)。诗歌中的意象亦然。作为诗歌翻译者,不仅要领会作者的创造力,还要有自己的意象重组并表现出个人的创造力。译者的主体性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创造性也是基于原作,但创造性主体地位既不同于主体性,也不等同于创造性,而是在原作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达到最理想的传神效果。从"人是一切行为的尺度"谈起,探讨诗歌翻译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并论证译者就是诗歌翻译的标准。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灵性的聚合和性灵的歌唱——评介王英志著《袁枚暨性灵派诗传》

王英志所著的《袁枚暨性灵派诗传》全面探讨了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的文化倾向与审美特征,也介绍了性灵派有代表性的诗人,并对其诗作进行了选注。     

捆绑与挣扎——略论新诗的艺术生成兼及诗体重建问题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 ,有自身的艺术规律。诗人在创作时应懂得诗的艺术规律 ,有强烈的文体意识。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 ,至今缺乏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 ,许多诗人的文体意识不强 ,诗歌作品缺乏诗质。诗体重建势在必行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