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河南地区是中国古代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洛阳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 ,至隋唐时代臻于极盛。本文先就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佛事活动诸方面阐述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 ,又从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讲论、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等方面论述了隋唐时代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原因     

论隋文帝、隋炀帝与天台宗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隋唐佛学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隋唐佛学兴盛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佛教八宗在此时期的陆续出现。虽然佛教宗派的兴衰受制于诸多因素,但在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当中,最高统治者——皇帝个人的喜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天台宗为例,其创始人智顗与陈、隋两代王朝的皇室都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并且天台宗的思想也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当时的政治理念也有着某种潜在的暗合。     

论佛教的佛性说对二程心性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性学说经历了由分歧到弥合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唐代中期中国化佛教的成熟,使得佛性思想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人具有佛性的平等意识在社会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北宋二程上承韩、柳复兴儒学之余绪,对佛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和借鉴,汲取了佛性说中的思想营养,构建了理学的心性学说,从而把封建社会的人性理论推向了高峰。     

"道生革命"的"期待视界"

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所阐发的一系列佛性理论具有革命性的开创意义,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竺道生佛性思想与魏晋玄学、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以及大乘般若学的比较研究,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道生革命"的历史动因,揭示其深度思想文化背景,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佛教融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涵和复合型文化品格的理解.     

论中国佛教史上的"梁唐之异"与"南北之殊"

论文以唯识学在南北朝时期的理论差异为特例,分析了中国佛学从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理论分歧到隋唐时期的重大转变,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佛学理论自身转变过程中的某些内在取向的选择,也表明了这种选择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分不开的.     

近代杨文会的佛学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杨文会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晚清国势衰微,杨文会提出以佛学教育振兴佛教,拯救人心,进而振兴中国。他主张佛学人才必须具备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精神,通过兴办佛学学堂、刻印流通佛经、建立佛学研究会等教育实践培养佛学人才。杨文会的佛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思想文化革新、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文化强国缔造、教育条件及教育方法等方面为现代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历史典型。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格义”起过重要的作用。“格义”盛行于两晋,故习称此时为“格义”佛学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两晋以后,“格义”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般若学和湟槃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由于“格义”模糊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这就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经过“格义”,使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被改造而变形,也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开辟了途径。因此,“格义”确实“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陈寅恪语),不能仅以佛教“迎合”中国文化视之。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     

《聊斋志异》与佛教

蒲松龄的佛学思想主要来自小乘部派和禅宗,以佛性论和缘起论为核心内容。佛教理论的渗透使《聊斋志异》许多篇什显露出宗教异端思想的战斗锋芒,也构成部分作品的思想糟粕。佛教哲学的朴素辩证法和“六道”并存的幻想模式,给予蒲松龄艺术上重要的启示。     

隋唐佛学思潮泛论

隋唐佛学思潮是我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不仅展示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强烈生命力,而且从特定角度推进了中国本土学术.可以说,没有隋唐佛学,就没有后来的宋明理学.探研隋唐佛学思潮兴起的缘由、盛况以及当时的"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主要宗派在理论上的独特创获,对于洞察中国学术发展的逻辑进程至关重要.     

孔子的人性论

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论宋明道学的嬗变及各流派的理论异同

宋明道学依自在的发展规律,先后形成了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三大流派.由于道学宏观上具有天人之学的规模,微观上具有心性之学的性质,其基本思路是从"天"到"人"进而"天人合一",所以三大流派在"天"、"道"、"理"、"性"、"天人合一"等概念上有不同的理论理解.     

孟子对孔子人性论的拓展与重构

孟子沿着孔子“仁学”思想,对孔子的人性论进行了拓展与重构,建构了性善论,并以之为基点,确立“存心养性”的人性修养理论与仁政学说。展现了孔、孟之间人性论发展、嬗变的逻辑轨迹及人性论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     

法海本《坛经》的美学意蕴

法海本《坛经》的基本佛学思想之一,是佛性说而非般若义。以"空"为执、追摄佛性圆成或倡言"空空"、无所执着,是佛性说与般若义在"终极"问题上的一大基本分野。"无念",作为《坛经》美学意蕴的中心"话题",在世间即出世间的人生领悟中,即指佛性,它是被颠倒、夸大的完美人性。将佛降格为人,等于将人与人性提高到佛与佛性的高度,这是《坛经》审美理想的曲折体现。"见性成佛"、"即心是佛"、自救"自度"、"自心"顿悟、"本性"回归,实际是以佛禅方式所表述的人的一种精神性解放。而"自度"("真度")说,不啻宣告"他佛"的"死亡",这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与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坛经》所主张的无生无死、无染无净、无悲无喜的禅悟(顿悟)境界,有如王维禅诗的禅悟与诗悟同一,是一种"元审美"境界。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论中西方“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区别

中西方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天＂是形上层面的＂德性之天＂,西方的＂天＂是经验世界中的＂自然之天;＂中国的＂人＂是整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天（道）＂的人,西方的＂人＂是个体主义环境下的强调人类自身发展的人;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中国是内省式的,从正心开始,而西方是外求的,从研究自然开始。二者应当保持和谐的张力：在形上的超验层面应当具有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信仰,而在经验世界里应当注重＂人与自然（天）的和谐共存＂。     

仰观俯察的自然意识与俯仰自得的宇宙视角

魏晋时代审美意识的发生与审美文化的形成,其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人们传统的观念,由此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社会伦理,转向了道家所倡导的自然宇宙,这种转型的认知标识,便是仰观俯察、俯仰自得的心态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号召,其深层意蕴则是人与自然的协和共振。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     

荀子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的历史向度

苟子人性论是儒家思想史的特例，儒家学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于苟子性恶论的观念。其中孟子重在以超越的价值感受性来规定人“性”，区别于苟子的自然主义式的性恶观念；朱熹侧重分析心性的不同可能性，指出在人“心”中存在着对恶的自觉和向善的实践力量，以此纠正苟子对性恶的简单判定；而王阳明则以“性觉”论辨析人“心”的善与恶的来源，对苟子和程朱的理论皆有所辨正。     

文化价值管理论要

文化价值管理理论是对传统管理理论模式的全面超越和扬弃 ,这种以突现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管理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有着异曲同工之趣。重视人的主体性 ,主张“目的人”思想放弃“工具人”思想 ,成为西方传统管理理论走出自身困境的最优选择。我国企业管理中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的发挥应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浓厚的人文精神 ,结合西方传统科学管理中先进的理性管理理念 ,形成全面体现人本管理的现代文化价值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