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

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是影响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因素。30年代初,美国一方面反对西方国家的关税政策,要求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自己又不断制订各种关税保护法规,提高关税税率,阻碍自由贸易原则的实行。“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华贸易迅速超过日本,位居各国之首。虽然中美贸易额不断增长,但中国入超也逐年加大,这无疑同关税问题有关。1934年美国的《互惠贸易协定法》的实施是国际贸易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中国连续两年对美贸易出超,出超原因是否同美国新关税政策有关是值得研究的。     

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误区和正解

为了全面理解中美贸易关系,解读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当局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失衡入手,通过对中美贸易数据的研判,预测未来中美贸易发展走向。研究发现,特朗普当局认为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以及高关税政策,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导致美国制造业丢失了近30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需要打压中国出口,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来扭转贸易逆差,让中国长期处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中低端。研究认为,美国对中美贸易额的统计口径过于简单,减少中国进口不能直接增加美国的就业人数,中国扩大出口能为美国提供“价优物美”产品,中国投资者又把贸易所得投资到美国购买国债,美国是贸易逆差的受益方;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得,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主要是把中间品加工成最终产品,贸易所得很小;此外,中国的关税政策符合WTO规则,美国也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投资。因此,中国从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低端爬到中高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美应通过贸易谈判,争取经贸合作,才能够提高双方经贸规模,实现中美贸易朝着合理的方向再平衡。     

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及启示

近些年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不断,2018年3月,美国又根据“301调查”结果正式宣布对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从而引发了中美贸易战。美国掀起贸易战的表面成因是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平衡和巨额的贸易逆差问题,实则贸易逆差并不是中美贸易战的真正成因,在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忌惮和遏制,是美国在全球战略上针对中国的一种竞争,核心目的在于打压“中国制造2025”强国计划,以此维护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地位。在中美贸易结构中,农产品贸易是美国对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重要双边贸易领域,故中国则主要以对美国进口农产品征税作为博弈筹码,这对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也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贸易摩擦也暴露出中国农业的一些问题,即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某些农产品国内供给不足,依赖进口程度高,为此,中国应积极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水平,同时健全中国的农业贸易政策体系,并抓住本次贸易战后重新谈判的契机,争取参与制定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投资新规则。     

中国对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潜力估计——以中美贸易摩擦中被加征关税农产品为例

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充分发掘中国农产品出口潜力,优化中国农产品出口格局,基于1996—2019年数据,以中美贸易摩擦中被加征关税的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利用弹性分析法而非传统的贸易潜力估计方法,估计了该部分农产品对36个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短期出口潜力。研究认为,在36个沿线国家市场上,中国被加征关税农产品对出口竞争国的同类产品具有一定替代能力,尤其在意大利、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市场上的替代能力更强;36个沿线国家对来自中国的被加征关税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均属于富有弹性;中国被加征关税农产品出口潜力较大的国家集中于东南亚地区。研究表明,中国应着力降低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成本、增加农产品价格调整空间,加强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合作,尤其是借助RCEP促进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深入发展,带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加,实现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格局优化。     

中国关税削减中的合理贸易保护

中国进口关税的进一步削减势在必然。如何使其既能推进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又能使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必须根据中国国情,确定有步骤、分阶段、渐进式削减的总体指导思想,并选择恰当的关税削减方式;同时注重确定最佳的关税率;并且在关税削减中,通过优化关税结构从而实现合理的贸易保护。     

中美贸易摩擦对柑橘贸易影响分析——基于WITS-SMART模型

柑橘是中美第一大水果产业,也是中美农产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柑橘贸易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到显著影响。采用WITS-SMART模型模拟中美贸易摩擦和柑橘贸易自由化两种情景下中美柑橘贸易受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贸易摩擦中,从消费角度看,中国消费者剩余及关税收入受到的影响较明显,但整体可控,但从行业角度看,美国柑橘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严重受挫,出口受到显著不利影响;第二,出于柑橘行业角度考虑,中美贸易合作甚至贸易自由化是美方的更优选择,相比贸易摩擦情景,贸易自由化情境下美国出口中国柑橘规模增加接近1亿美元;第三,当替代弹性发生变化时,进口国的柑橘总进口、消费者剩余指标不变,而从不同市场的柑橘进口额及相应关税收入发生变化。提出应减少贸易摩擦,推动贸易自由化,以利于中美柑橘产业发展;同时加快培育柑橘新型经营主体,提升中国柑橘商品化处理和标准化水平,增强出口竞争力。     

贸易保护视角下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虽然贸易商品结构呈现互补性,但贸易摩擦从未停止。中美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对美贸易依靠数量来获取利润的模式是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和维持其技术领先地位的需要,未来将会继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为促进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应采取一系列与造成贸易保护的主要因素相对应的政策措施。     

试论1928年中美新关税条约得失

中美新关税条约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美两国间签订的第一个关税关系条约。新关税条约的签订既有美国尊重中国关税主权的一面，也要认识到美国为了同其他西方国家争夺在华利益，企图保持在华经济贸易优先地位的一面。事实上在中外间不平等条约没有完全废除之前，中美新关税条约中所说的双边最惠国待遇，对中国来说是言惠实不惠，而美国才真正是名利双收。     

关税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

关税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研究了关税下降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关税水平下降主要导致企业的贸易扩展边际增长,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则主要导致企业的集约边际增长。具体来说,关税水平下降得较多的行业,企业的扩展边际增加较多,但相应的集约边际反而增长较少,从而导致总出口减少;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得较多的行业,对美出口的集约边际增加较多,而相应的扩展边际增长较少,从而导致对美总出口增加。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出口质量。     

战略性贸易政策影响奶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乌拉圭回合关税减让、进口配额、出口补贴等数据的变化,分别与奶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趋势进行对比分析,显现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奶业国际竞争力的实际影响,得出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够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结论,并提出中国可以适度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建议。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