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和不同类别企业间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构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分析框架,测度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1）制造业行业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行业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在行业内配置中,债务配置效率和融资规模配置效率相对较低。（2）在样本期内,制造业总体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年均为37.30%,其中,行业内和行业间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年均分别为31.54%和5.76%。在行业内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中,债务配置扭曲和融资规模配置扭曲是主要来源。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比“规模歧视”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大,且非国有和小规模企业内部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各类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显著减少。（3）重点产业前期金融支持政策形成的“好”扭曲不同于传统非重点产业的“坏”扭曲,随着重点产业的发展,“好”扭曲会缓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也会因此下降,“好”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一作用规律对当前金融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RD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D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会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在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测算了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三种渠道下的RD资本溢出以更为全面地考察研发投资的作用,进而以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结果发现:在资源加工业和机械电子业中,RD投资和产业间RD溢出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国际贸易与FDI渠道下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轻纺制造业来说,RD投资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的RD溢出却都有助于其生产率改善。     

金融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五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经验数据

本文通过对五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基于"反事实"的合成控制法实证考察了金融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了广东的拟合数据不理想不能进行相应的测算外,其余四个金融改革试验区中,浙江和云南两个省内改革区的改革措施可以改善改革区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而福建和山东两个省内金融改革区则没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较大影响。这说明浙江温州试验区发展民间借贷的改革措施有效的通过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云南试验区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云南金融改革试验区成效显著,跨境业务等相关业务的创新改善企业"走出去"的融资困境,使更多的先进技术通过逆向溢出的方式传回国内,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福建和山东的改革目前并没有起到促进研发创新的作用。上述结果不仅完善了金融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为当前金融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并对金融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进口关税减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最为细化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首次研究了进口关税减免对中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进口关税减免带来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最终品关税减免的要大。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能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变化,有关终极控制股东的治理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建立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2003年～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研究终极控制权、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权在低水平时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产出增长效应占优;在高水平时与其负相关,产出替代效应占优,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产出增长效应向产出替代效应转化时,政府控制的公司转化的临界值最高、其他类型的次之、自然人或家族的最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政府终极控制股东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终极控制链的信息披露质量,对终极控制股东形成有效监管,加强产出增长效应,弱化产出替代效应,以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

基于"资源-能源-经济-环境"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设计测算指标,改进EBM模型并结合ML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算并解析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采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从时空视域分析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变规律。结论：一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真实、合理反映农业效率。二是2006-2016年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微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的动力源泉在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三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长期内区域差异不会缩小,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四是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集聚特性,空间滞后类型对区域转移的稳定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以邻为善"与"以邻为壑"并存;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区域相邻,会降低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但跨界式增长难以实现。政策含义是制定区域差异化的AGTFP增长策略,实现中国农业区域协调、绿色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哈尔滨市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奋力走出哈尔滨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子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确定了经济增长仍属于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哈尔滨经济提质增效,需要在体制机制、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区域布局、人才培养和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采取推进措施。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本文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和网络效应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采用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技术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对属于技术进步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特征,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其中网络效应的临界规模为41.43%的网民人口比例。运用研究结论,本文还对"索洛悖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索洛忽视了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问题从而给出了"计算机对生产率无效"的误判。本文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建设普惠互联网"、"加快产业层面‘互联网+’战略的落地"以及"加强互联网时代产业规制创新"等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赔付率约束下的中国保险公司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运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分别计算了赔付率约束下的2006-2016年中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公司的经营无效率值,并对无效率值的来源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运用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对中资、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财险业的中资大型公司经营效率最高,人身险业的中资公司经营效率明显高于外资公司;投资收益无效率是造成中小型人身险公司和中小型财产险公司无效率的最主要原因;财险业大型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中小型公司,而人身险业外资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资公司。     

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基于CES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证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会通过改变要素结构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经济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程度逐年减弱;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趋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结构适配性逐年增强,并呈现出愈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趋势。     

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

本文从城市行政级别这一全新视角重新解释了城市的生产率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水平也越高,但城市级别对TFP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高级别城市民营企业的TFP反而更低;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并且这一效应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城市级别对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反而具有改善作用。城市级别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高级别城市的企业政府补贴更多、人才优势更大、融资便利更多、地方税负更小,其中前3个渠道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地方税负主要体现在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本文的研究推进了对城市生产效率的理解,并且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揭示了行政手段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意义。     

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

本文利用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度量了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并简要分析了1978～2002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特点,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线性回归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经济波动对于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的动态反应,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和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1)1978～2002年间我国的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都出现了波动水平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其中投资缺口波动更为剧烈且变化步调相对超前;(2)投资波动冲击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于解释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成因都非常重要,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更大但时滞较长。     

我国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文采取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考察了三大沿海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及其收敛性。结果表明,中部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北部区域次之,南部区域最低,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     

人工智能、技术传播与全要素生产率

<正>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战略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与大数据、5G的融合不断加深，使得一系列智能化设备相继问世，极大地提高了知识和技术传播的效率，降低了知识和技术传播的成本，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人工智能也改善了传统的教育方式，降低了传统的教育成本，使得知识和技术可以更好的在教育中传播和被吸收，这就从增强人力资本水平方面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是中国必须打好的攻坚战。中国在1998年开始施行的两控区政策缓解了空气污染加重的趋势,但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鲜有学者进行考证。本文基于1995年和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利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两控区环境管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定量识别了其主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控区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非两控区,表明两控区政策通过提升生产成本阻碍了生产率增长;(2)两控区内低效率企业淘汰比例更高,意味着两控区政策淘汰了效率较低的高污染企业,从而提升区内平均生产率水平;(3)与生产成本的提高相比,淘汰机制对生产率的作用相对较小,即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阻碍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忽略淘汰机制会高估生产成本机制的作用;(4)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的作用在高研发密集度与高污染行业、政策执行力较强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更显著,地区集聚经济则有助于缓解该政策的生产率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民间投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既有文献较少关注民间投资在波特假说实现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文采用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方向距离函数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以民间投资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研究了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中国处于拐点左侧，只有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民间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环境规制与民间投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加大民间投资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民间投资具有门槛效应，当民间投资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且不显著，只有当民间投资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才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边际效应随民间投资的增长而递增。本文结果表明，民间投资发展是推动“波特假说”实现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