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照下乡村家风建设路径探析——以赣鄱家风家训文化为例

乡村家风建设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与助推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保障。优秀家风家训有利于培育个人良好品性、促进家族兴旺发达、推动社会和谐风气形成。以赣鄱地区优秀家风家训为例,从修身、治家、处世3个维度,分析现代乡村家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新时期如何加强家庭教育的培育,注重乡规民约的规范,发挥乡风典型的导向作用等方面进行阐述。     

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家训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治理资源,能够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历史镜鉴与民族智慧。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传统家风家训文化的融入有利于涵养人性根基、培育家庭风尚、协调村社关系,从而能够提升基层社会主体素质、维护基层社会伦理秩序、助力基层社会文明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进行扬弃与升华,并以家庭教育为着力点构建“个体—家庭—社会”逐级递进、内外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同时要通过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促进传统家风家训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更加紧密地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优良家风建设路径研究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家风是构建文明乡风的精神养料。农村优良家风建设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农村优良家风建设面临主体缺失、建设方式式微和家风内容糅杂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要坚持宣传与发展并重,吸引家风建设主体回归;借力新媒体,创新家风建设新方式;不断发掘农村的文化资源,丰富家风建设内容。通过推动农村优良家风文化建设,构建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社会资本: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变量

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思路,它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单中心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乡村协同治理需要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为乡村协同治理提供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它与乡村协同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益都影响着乡村协同治理的绩效.因此,在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关注社会资本这个变量,转型传统社会资本、培育新型社会资本、鼓励农民参与.     

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正>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谈到了家教家风问题。他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建设好家庭、培育好家风、维护好家教,是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从汉代农民家风家教探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源

汉代时期,个体小农家庭逐渐普遍化,为农民家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当时,为了增强国家认同,统治者特别注重发挥以"忠孝一体"为内涵的"家国同构"核心价值观对农民家庭这一社会主体的价值引领作用,从而奠定了家风家教的基调和底色。在此背景下,汉代农民家庭家风家教以"孝亲忠君"的道德教育为主,以"为人处世""耕读传家"为辅,共同构成了家风文化的主旋律,并以其自身别具特色的教育功能和方式促进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汉代农民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家庭美德建设的内涵、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等,对加强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和接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论优良家风：内涵品质、功能价值与传承发展

优良家风是家风的精华内容部分,是世世代代的中华优秀儿女关于管家治家的智慧结晶和思想精华,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中华优良传统家风和红色家风。优良家风追求仁善、追求真美,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教化后人、规范言行、传承文化、修齐治平等重要的功能价值。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全国各地必须立足时代背景,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引导广大家庭积极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加强党员和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强化制度保障,完善传承发展机制,以真正传承好、发展好优良家风。     

论女性在新时代优良家风建设中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度重视,强调家庭是国家及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风构建是家庭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凝聚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伟力。女性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军,其作用发挥对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有重要意义,探讨女性在新时代家风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及作用发挥路径,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良好家风推动社风清明、党风政风廉洁,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从经典诠释管窥王船山厚德隆礼的家风情愫

船山思想多是对六经开生面而形成,从船山对经典的诠释中可以管窥其家风思想：船山家风思想强调修德立己,以礼处世。特征为厚德隆礼,既重视个人德性修养,又重视外在的礼之践行。其逻辑理路表现为由德而礼、由内而外。在家风培育方面,王夫之更是强化人之道德品质,强调从礼教入手,借助德化、礼教培育家风。     

从政治整合到政策统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70年的路径与趋向

分析政党国家对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及其特点,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建立起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国家,通过国家主导政治整合方式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此种政治整合主导逻辑在于权力形态和治理结构的高度中心化,即政党及其组织运行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心。1978年开启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通过政策统筹方式调整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分为体制改革重塑基层治理结构、制度建设培育基层民主、农村综合改革统筹乡村发展三个阶段。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在于衔接国家治理目标与农村社会内生性演变逻辑,平衡国家政策导向、农村发展实际与农民现实需求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农村幼儿园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的纵向调查——以我国西部S省为例

家庭和社区参与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是乡村振兴计划的基础。通过对我国西部S省农村地区的两次实地调查发现,受该地区园所特点、教育政策和传统观念等的影响,农村地区幼儿园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总体较低但也有所改善,对家庭资源的运用高于社区资源,对社区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较为薄弱。基于此结果提出了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是农村幼儿园发展的必然选择;利用政策杠杆发掘农村地区家庭和社区资源;职后培训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的实效性等建议。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论新农村社区建设视野下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大背景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与基层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既相互牵制又相互促进。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平和效率以及治理与统治关系的理论来解析农村社会变迁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进而明确在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下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服务化、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透明化的价值取向,把乡镇政府打造成适应新农村社区发展的服务型、节约型、掌舵型、创新型及阳光型的基层政府。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南方农村婚姻家庭变动的代际比较

中国农村婚姻家庭深受社会变革的影响,而南方农村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表现,呈现出与北方和中部地区明显不同的特点。基于对广东80个村庄部分家庭的问卷调查,笔者从初婚年龄、婚姻圈、婚姻媒介、婚后居住方式以及夫妻关系和养老安排等方面,探讨了不同代际之间婚姻家庭变动情况。研究表明,不同代际间的婚姻家庭情况差异明显,在当代中国南方农村,虽然面临着社会变革的挑战,但其婚姻家庭对传统仍然有相当多的保留,其变动表现出更多的迟缓性。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