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民间——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小说的立场

学术界对《锻炼锻炼》的阐释历来有很大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锻炼锻炼》反映了农村干部欺压农民的恶习，体现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其实《锻炼锻炼》旨在纠正当时农村农民落后、偷懒的不良风气，很难体现民间立场。在十七年间，民间已经成为一个伪命题，且对赵树理来说尤为甚。     

“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小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借助＂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委婉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劳动行为和妇女解放之途的质疑和思考,从而对政治臆造幻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观照和理性反思。而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     

"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小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借助"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委婉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劳动行为和妇女解放之途的质疑和思考,从而对政治臆造幻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观照和理性反思.而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     

“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柳青与赵树理合作化叙事比较——以《狠透铁》与《锻炼锻炼》为例

作为"十七年"农村合作化文学代表性作家,柳青与赵树理的文学叙事,既具有着社会时代共性特征,亦存在着艺术个性特征。从叙事观念、叙事伦理、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叙事立场等方面,对《狠透铁》与《锻炼锻炼》进行重新解读,不仅可见出他们的文学叙事的差异性,亦在重构他们合作化文学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

清华简《尹诰》首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尚书.咸有一德》及《礼记.缁衣》和郭店楚简《缁衣》所引《尹诰》均作"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该句在《咸有一德》为全篇核心,前后文逻辑严密,具有原创性。而简书《尹诰》则既去"躬"字,又衍"及"字,且只独立一句,与下文没有逻辑联系,应是取用。所以《咸有一德》当不晚于简书所出之公元前305±30年,不可能是魏晋之人伪造。如此,则《古文尚书》(不必全部)之时代,当不晚于清华简。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邪不压正》:从土改工作到“问题小说”

1946年,赵树理被确立为"方向"作家,其影响力迅速扩大到全国;同时,1947年底,太行老区的土改遭遇了严重的"左倾"问题,他作为工作团副团长参与到"纠偏"运动中。小说《邪不压正》通过显现土改过程中治理关系的变化,显示出赵树理的历史理解:土改的合法性并不直接来自经济政策,而首先在于解决了村庄内部积聚的矛盾。然而,据实反映土改中的"问题",与叙述总体历史其实存在隐性的矛盾,这也构成写作的内在焦虑,并使《邪不压正》的叙事形式显得格外紧绷。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通时合变”的危机——《卖烟叶》与赵树理农村知青想象的“终结”

《卖烟叶》是赵树理农村知青系列小说的最后一篇,也是对此前相关难题的新回应。对勘《卖烟叶》手稿版和发表版,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于"说故事"新的文艺形式的敏感与因应,并在文学形式上所做的调适与"进退"。而文学青年之所以成为问题青年,则有其独特的话语构造和意义生产机制。针对不安心农业生产的贾鸿年的落后思想从何而来,赵树理在当时的语境中将其归咎于贾鸿年的个人品质和家庭出身,不仅未能真正化解农村知青不安心农村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反而遮蔽了深入思考的可能性。虽然赵树理在形式上不断调整以求"通时合变",但农村知青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实难题并不能在文学形式内部化解,而文本内在矛盾的"追踪溯源"式的想象性解决则逐渐导致其处理方式与外部政治形势趋同,走向激进的政治化的处理方式,最终导致其农村知青想象可能性的"终结"。     

论“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以《金光大道》和《千重浪》为例

在"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金光大道》和《千重浪》是两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与《金光大道》相比,《千重浪》在直面"文革"现实、彰显"文革"理念、形塑"文革"美学方面似乎更为典型。其间大量存在的生活失真问题尤其是"家史诉苦"是最能彰显"文革文学"的政治化诉求及其内在本质的结构形态。     

论黄震的《春秋》学思想

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博学通儒,其为学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其主张体现在治《春秋》上,即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在《春秋》经传关系上,绝对信经疑传,但又反对时人将"三传"束之高阁,而是有所取舍,并且尤重《左传》;重视训诂之学,反对空言《春秋》大义,尤其注重结合社会现实阐发《春秋》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民族的寓言：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的冲突与融合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靠本民族自身的纵向积累与进步,及其与世界各国外来文化之间的横向交流而得以发展壮大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倡世界文学理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库切,其作品《蛙》与《耻》均通过描写生态环境现状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与融合,折射出社会现实与人文关怀。莫言的《蛙》,通过讲述作为乡村医生的"姑姑"所推行的新法接生与计划生育,反映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批判性话语的婉转表达。给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约束者以启示,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人文关怀的生存方式的反思与探索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同样,库切的《耻》通过描写大学教授卢里因绯闻被学校开除和女儿露西在农场被黑人强暴的事件,展现了殖民主义给新南非人民带来的身心痛苦与生活困境。同时,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也都在努力为后殖民社会的和谐重建、友好共存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本文试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寓言性的视角浅析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关于人如何救赎的问题。采用詹姆逊的寓言理论试图阐发作品中隐含的文化意蕴,将人的罪恶与救赎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进行考查。从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故事表层上看,均表现了人们的赎罪心理,两部作品具有深刻的寓言性。詹姆逊关注寓言对当代的作用,而小说《蛙》与《耻》则通过讲故事给人以启示与反思,人们都在共同努力为民族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有益的尝试。同时,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赵树理在琚寨

琚寨,是我上世纪50年代工作过的地方。那时的琚寨村显赫上党．名扬三晋,是国务院表彰的先进典型。人民作家赵树理在这里下乡蹲点,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先后以这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背景,以这里的人和事为原型写出了《五里坡》和《锻炼锻炼》两部小说。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重读《红高粱》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对人文知识界和社会语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红高粱》即是莫言受此影响的重要作品,置于百年现代文学的坐标系中,不难看出《红高粱》关于战争历史的呈现完全迥异于此前军旅文学为读者提供的书写经验,对于农民革命书写中农民英雄,《红高粱》置换了其中的主体性内涵,而在关于人的发现的各种叙事中,《红高粱》以强者的发现在八十年代有效地照应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