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喀尔喀蒙古的朝觐与其中的经济关系

清代对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实施的朝觐制度是满蒙历史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措施。喀尔喀蒙古王公对清朝的朝觐中,体现了清廷的权力,也满足了朝觐者物资需求,在朝觐中有着突出的在物资交换前提下对清朝进贡的内涵及历史意义。主要分析清朝对漠北蒙古的朝觐制度,研究了朝觐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及其影响。     

移民、善堂与地方权力结构——以清代巴县至善堂为例

清代的巴县是以移民与移民后裔为主的城市。善堂在地方社会中不仅扮演着移民团体自我救济、互相帮助的角色,同时也是移民团体扩大在地方社会中影响力的有力方式。透过善堂,移民商人找到了进入地方权力网络的路径。本文通过对清代巴县至善堂的考察,力图揭示出善堂在移民商人与地方社会中的中介作用。同时,也勾勒出善堂在移民为主体的地方社会中的独特运行模式。     

司法制度资源与地方诉讼案件的形成

从量化历史角度开展中西诉讼比较,需注意诉讼率数字背后的陷阱,考虑到双方案件具体内涵的不同,我们更应探讨案件形成背后的司法制度根源。司法档案中的“案件”是司法制度运作中的人为制造之物,近代早期中国与英格兰不同的地方权力结构导致其司法制度资源配置的差异,由此对两国在立案时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案件处理所需时间、当事人所需负担的诉讼费用,以及案件受理范围等方面产生了不同影响。归根结底,清代中国二元性地方权力结构使国家与地方社会相对隔膜,而英格兰的一元性地方权力结构使得国家的权力末梢深入到乡村一级,由此导致了两国具有不同的案件形成过程。     

清代重庆史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来的清代重庆史研究涉及商业、司法、社会生活、基层权力分割、地方行政、财政等几个方面。捕捉清代重庆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展现清代重庆社会的概貌。此外,本文还对未来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巴盐古道的商贸体系化研究

作为川盐古道的众多分支之一,巴盐古道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的价值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一体的。围绕着盐交换促成了产业、城镇与商贸的兴起,形成巴盐古道商贸体系化的特点。同时,这些特点对沿途武陵山区民众生活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另外,盐交换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区域文化现象,体现独具特色的文化结构。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

康区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池盐),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康区食盐交换对象以粮食为主,茶叶及其他日用杂货为辅,食盐的运销商主要是藏商。康区盐产多被土司或寺庙控制,自由贸易是盐业的常态。自清代开始,部分嘉绒藏区以及中甸、维西等地先后导入内地的引岸制。清末盐井被收归官办后,实行以盐税征收为核心的商人包销制。随着官府对康区盐务管控的加强,毗邻省区之间的盐利之争成了康区盐务的重要症结。特殊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交换关系,以及多元化的盐务管控,共同造就了康区盐市与盐政鲜明的地域特征。     

从“千里长堤”兴修看清代社会权力的转移

"千里长堤"是清代在河北平原中部兴修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始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主体形成于乾隆年间,并持续修缮讫于清末,至民国年间逐渐解体。在长堤修筑过程中,既有朝廷发帑修筑的官堤,也有劝用民力兴建的民埝,"千里长堤"的修筑方式既有"民堤官修",也有"官堤民修"。清代初期,朝廷借助发帑等方式积极介入地方社会事务。一旦长堤修筑完毕,维护成为常态后,国家将维护修缮权力交由地方政府,最终由地方士绅总领其事,民间乡绅遂由公共事务权力的执行者变为执掌者,伴随着权力上升的是清末民初浩大的地方自治运动。     

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原因论略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发展的顶峰时期,然而在咸同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扫荡粉碎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军事支柱一腐败的八旗绿营,迫使清廷只得依赖地方武装,遂致督抚筹饷练兵、专揽大权,打破了地方军政民财设官分司互相牵制和中央地方上下相维的权力结构平衡,形成靖末地方督抚骄横跋扈之局面。这些论述已在有些论著中刊出。然而笔者认为这仅是清末外重内轻局势形成的众多因素之一,而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原因既有其社会内部矛盾长期积累变化的因素,更有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受外来干扰而产生变化条件的影响。本文谨将这些原因略作论述。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