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论顾颉刚的"由经入史"说

顾颉刚从经学中走出,怀抱求真之旨进入古史研究.顾颉刚以特有的"古史辨"方式整理国故,实际上是以历史的眼光在求真意义上对传统经学进行彻底的批判.传统学术视经学为正统,旧的古史观念和意识形态均以经学为固守的阵地,不对经学彻底清算就不可能有真的古史.所以,他提出"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改经学为史学"."由经入史"说在顾颉刚的学术中处于核心地位,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对顾氏之学的完整把握.     

从“实录”到“求真”:近现代史学理论的转型

语言是思想、理论的载体。因此,语言中某些核心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思想或理论之主要内容及其背后的认识取向与思维模式的转变。据此,中国古代史学"实录"思想向近现代史学"求真"概念的转变,表面上虽是语言的变化,实质上则是在认识取向上从"实录"之实用性向"求真"之知识性的转变,在思维模式上从"实录"之分散性向"求真"之系统性的转变,在语言表达上"实录"是一种叙述的理解,而"求真"则开始转向逻辑的论证与推理。这些转变,在一定意义上就反映了近现代史学理论转型的基本内容。在近现代学术背景下,这种转型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更是扬弃传统史学思想与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两者相互融合的过程。     

“史学便是史料学”渊源得失论——傅斯年史学思想论稿之一

傅斯年是以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搜集、整理新史料而名播海内的现代学者。他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搜集处理史料,简言之日“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他史学活动的宗旨,是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台港学者对此推崇备至,说是     

反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现代史学研究

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史学也不例外。不论是疑古辨伪的顾颉刚,抑或是古史新证的王国维,还是信奉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傅斯年,他们一步步把史学推向了自然科学的怀抱。而在20世纪的反科学主义大潮下,自1920年代由梁启超揭橥对史学科学化反思的大旗以降,已有学者对史学科学化的弊端进行了反思,系统总结这方面的成果将有利于新世纪史学向纵深层次的健康发展。     

傅斯年对明清史研究的贡献

傅斯年治史的重心是在中国上古史方面,但有一个时期,他对明清历史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匠心独运地进行了明清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明清史事的探讨。本文拟就傅斯年对于明清史的研究及其贡献作一评述。一、领导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傅斯年把史料看是史学的生命,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所以,在1928年他组建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号召所内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志趣》中指出:“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们毁坏亡失。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抗战时期爱国学人的史学经世思想

抗战时期,爱国学者强调学以致用,自觉把旨在"求真"的史学研究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把研究历史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连接在一起,表现出对历史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赋予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其史学经世思想表现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著史考史的社会责任感;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课题研究意识;着眼于向大众普及正确历史知识的历史教育思想;"致用"与"求真"并重的史学学术观。     

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思想探析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本体论上有比较独特的认识,其史学本体论思想大致涉及史学对象论、史学目的论和史学工具论三个部分,概括起来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进而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学科。但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本身并不十分体系化,所遗留的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略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接受了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的传统史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他在输入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在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     

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西冲突背景下传统经学的困境——以廖平的《地球新义》为中心

在中西冲突的背景下,在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廖平是"经学时代之结束"的标志性人物。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对传统的"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产生重大冲击,廖平作为固守中国王道理想的传统士人,力图通过对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来说明中国在地理上虽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在文化上,中国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优越性,中国的文化将会随着世界交通而进一步推向全球,世界文化将一统于中国的孔教。这种相当激越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后的一种思想回应。     

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序

"中国"从来主要不是地理的区划,而是以追求"王道"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压力,中国学术在近代历经裂变。首先,经学、史学之更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学界的沉浮,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钱穆"就于史学立场"结束经学争议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分解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经学史学化"的趋势。其次,子学之凌驾经学。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严重效应是,子书不但成为"哲学史"、"思想史"的优先素材,还产生了顾颉刚所谓"经竟变成了子的附庸"的趋势。再次,"汉宋之争"之折变。以关于戴震研究的公案为例,在梁启超、胡适那里,"汉学"主要是"科学"的类比物,或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渊源,钱穆则将"宋学"拓展为一种涵盖了经、史、文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学术类型。最后,"国史"创制之新局。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着眼于国史长程,反对"文化自谴",弘扬民族精神的坚贞努力。中国文化时值转运之机,复兴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