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价操纵与送转股

以2006年1月1日～2008年7月30日沪深两市首次披露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经理人的行权价操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票股利和公积金转增是经理人操纵其股票期权收益的主要方式,影响送转股的主要因素包括经理人的激励比例、股权集中度和股价涨幅等.大股东拥有比较强的控制地位,对经理人的操纵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股价涨幅是影响送转股水平的最主要因素,说明采用股票期权激励方式的公司,经理人有目的的利用提高送转股水平方式降低行权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幻觉"提高股权激励收益.     

股权价值高估、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

现有研究股权价值高估企业盈余操纵行为的文献基本上都局限于短期视角,本文以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长期视角考察了股权价值高估企业如何采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进行盈余操纵。研究结果发现,为迎合市场预期,股权价值高估企业在初期会采用应计项目操纵手段来调高会计盈余,但随着高估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会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股价泡沫破裂时受到严厉的惩罚,经理人员也会采用真实经济业务操纵手段调低会计盈余,促使股票价格向其内在价值回归。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股权价值高估企业进行盈余操纵的成本将增加,经理人员通过应计盈余管理调高利润及真实盈余管理调低利润的行为将受到显著抑制。研究结果最后还通过了由于股权价值高估与盈余管理变量间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丰富了Jensen所建立的股权价值高估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理论。     

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逐步建立起了以盈余为业绩指标的CFO薪酬激励机制.通过文章逐层递进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激励契约显著地区别反映了盈余中的非经常性损益和经常性损益,但是却未能有效地区别反映经常性损益中的应计项目和经营性现金流,存在类似"功能锁定"的现象.进一步细分研究样本后,我们发现由于盈余管理上市公司CFO薪酬激励契约对非经常性损益和经常性损益的不合理权重赋值,扭亏上市公司的CFO薪酬激励契约反而刺激了CFO进行盈余管理.根据研究我们认为,解决CFO薪酬激励契约对应计项目和经营性现金流的"功能锁定"现象,改进盈余管理上市公司CFO薪酬激励契约成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完善CFO薪酬激励机制的两个重要任务.     

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分类操纵——来自业绩型股权激励“踩线”达标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型股权激励实践,研究公司是否对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分类操纵。本文发现,近20%的观测(公司方案—年)在待权期内年度业绩考核时"踩线"达标行权业绩条件;而这些"踩线"达标公司的异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营业外支出正相关性更强;当审计师专业能力较弱或独立性更低时,抑或管理层现金报酬更低时,分类操纵行为更为明显。本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公司更可能在首个业绩考核年度中使用损益分类操纵,而在后续的业绩考核年度中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这意味着管理层在股权激励多期考核情境下对3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收益做出了综合考量。总体上,本文的发现意味着,股权激励"踩线"达标公司通过将经常性费用藏匿于营业外支出(尤其是识别难度更大的其他营业外支出)的方式对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进行了分类操纵。     

制度变迁、国家控股与股权激励

本文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与制度变迁背景,就经理人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分析,并以2001-2006年宣告实施股权激励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改善作用。结果发现,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行股权激励能提高公司价值,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股权激励更能明显增加公司价值。并且,股权分置改革这种制度变迁进一步改进了原有的激励效果。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改善、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变更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以2011年上半年深沪两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2011年沪、深两市总经理发生变更且及时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异常收益率为因变量进行了窗口期121天的总经理变更事件研究。研究证实,总经理变更向市场传递了"不利"消息,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主要是因为总经理变更往往伴随着盈余质量的下降,也就是说总经理变更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重要时机,但市场对此有所识别,所以导致显著为负的累积异常收益率。     

新股发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激励

理论研究认为基于会计信息的高管薪酬制度安排是高管实施盈余管理的诱因之一。本文以新股发行过程为特定的研究背景,实证考察发行公司会计信息对高管薪酬激励产生的直接影响。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2001-2007年的新股发行公司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下,公司高管通过盈余管理显著提高了货币薪酬水平。第二,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发行公司与没有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发行公司相比,前者现金流量的平均水平显著较低,而操控性应计的平均水平显著较高,表明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公司很可能普遍存在收益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增加了其股权激励价值。近几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高速增长以及相关约束机制的缺乏很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高管报酬、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审计费用——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基于审计费用对不同类型盈余管理的差异性反映,研究了高管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显著抑制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降低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但这种现象在高管拥有股权激励的情况下表现较弱。尤其是当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较小时,股权激励反而导致高管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增加,提高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本文通过区分盈余管理的类型,有助于缓解高管报酬有效激励观和盈余管理风险观的理论争议。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分析证明，股权质押比率越高的公司，越存在两种盈余操纵行为。同时，引入分析师关注探讨外部监督是否对这一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对应计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而对真实盈余管理起到促进作用，且在高股权质押比率的公司中，这种调节作用更加明显。建议：监管机构应继续完善股权质押的披露机制，持续跟踪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重点关注股价突破警戒线和平仓线的公司；对高股权质押比率的上市公司，应关注其真实盈余操纵的情况；质权人应谨慎评估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及时跟踪了解公司的质押状态，如果质押比率过高，就要引起重视；上市公司应合理规划融资方案，考虑股权质押的风险和成本以选择合适的融资组合，在预测公司的业绩和股价后，再选择质押的数量。     

股权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权益资本成本

高管薪酬激励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股权激励机制的推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利用基于真实数据的混合截面模型预测公司盈余,在此基础上通过GLS模型、OJN模型和GGM模型估算权益资本成本,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已成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在股权激励作用下,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相互作用与权益资本成本敏感性更高。研究结论为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也为投资者识别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监控的有效性研究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和国有产权的代理人,将政府机构控股转移到国有企业控股,并通过法规和准则来加强公司治理,以此来提高对上市公司监控的有效性。由此,使用公司业绩作为上述2项措施发挥监控作用的替代变量,实证分析其对上市公司监控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控股公司比政府机构控股公司更能监控高层管理人员;同时,高层管理人员的变更对公司业绩有较高的敏感性,但公司治理机制并没有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产生重大影响。在我国,上市公司由于业绩欠佳而更换高层管管理人员时,对控股股东的激励比公司治理机制更重要。     

权威董事专业性、高管激励与创新活跃度研究

通过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2015年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权威专业董事通过高管激励影响创新活跃度的逻辑链条.发现权威专业董事通过影响高管激励的结构与水平增强了企业创新的活跃度, 且不同类别的权威专业董事均能够产生积极作用.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 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 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研究结论在对主要变量采取不同度量方式以及控制了内生性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权威专业董事职能发挥的途径, 增补了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的经验证据, 同时, 为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识别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当前企业高管创新激励机制的匹配性设计, 以及监管部门完善董事会治理规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针对该现象,本文从盈余管理动机出发,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特征.本文采用管理后盈余分布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3年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分布特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而且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最后,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盈余管理的几点建议.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基于效率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运用2011-2016年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激励效率的角度，探讨公司规模、成长性及产权性质等异质性要素如何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工具的选择。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能够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工具的效率，大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股票期权，而小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限制性股票；且公司成长性越高，上述匹配关系对股权激励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工具比限制性股票更具有激励效率。     

大股东性质与企业绩效——国有股减持的一个经验证据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变更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所选样本在样本区间的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由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转变为非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后,仅表现出显著的盈余管理,公司盈利能力没有发生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中发生了高层管理人员更换(简称“高层更换”)的公司,短期盈利能力显著提高;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企业,盈利能力得到了根本改善。研究结果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了经验证据,论证了引入市场导向的大股东、健全经营者任免机制和加强市场竞争对深化企业改革的意义。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与业绩变化

采用中国沪深股市1999年-2006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分位回归方法,研究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业绩变化,探讨业绩处于不同分位点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对业绩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从1999年～2006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下滑是整体性的.通过在模型中引入股权再融资虚拟变量,基于分年度的OLS回归表明,在2000年实施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与在研究期内没有股权再融资行为的上市公司相比,经营业绩的下滑更严重;处于高分住点的股权再融资样本公司不同于其他公司,它们的业绩变化与股权再融资并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表明股权再融资后公司的业绩变化存在内部差异性,同时在各个分位点上市公司的规模增加均对经营业绩具有促进作用,负债率对业绩改善存在负面影响.     

并购后高管变更的绩效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人关于高管变更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后,高管的变更会促进这些公司财务绩效的提高。本文选用1996-2001年间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76家高管随第一大股东变动而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设立了47家第一大股东变动而高管未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组,用经过行业调整的财务绩效来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的公司的绩效显著提高,而且绩效表现好于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未变动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     

个股情绪、定向增发与大股东利益输送——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识别市场情绪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是公司金融领域的重要话题,但直接测度个股情绪,并分析其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行为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采用“隔夜收益法”度量我国上市公司的个股情绪,以股票日开盘价和收盘价的截面特征变化直接衡量单只股票的情绪值,并细致区分高涨与低迷情绪、强烈与缓和情绪,考察其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增发时机、增发规模和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和增发规模的行为,且个股情绪越强烈,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进行定向增发和提高增发规模;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个股情绪调整增发中认购比例的利益输送行为,且个股情绪乐观时大股东倾向于向外部投资者增发股票、悲观时则倾向于向内部投资者增发股票;高价股、小市值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增发规模的行为更为明显,高价股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识别个股情绪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及规范企业融资行为和制定投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