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井代助的“多余人”身份

"多余人"一词虽源于19世纪的俄国文坛,但它本身却具有超时空性和普世性。夏目漱石《从此以后》中的长井代助就是一个与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有相似点,却又大有不同的"多余人"形象。代助是受过西方先进思想启蒙的"天赋的贵族",他对社会极度不满却不愿投入到改革社会的实践中去,只愿做个高蹈自守的旁观者。同时,他又敢于反叛日本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念,积极追求自我精神的独立,追求"自然"的爱情,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     

“多余人“的悲剧成因及其社会意义

19世纪 2 0 - 50年代 ,俄国作家塑造一批独特肖像 ,即“多余人”的形象。作品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是他们的典型代表。通过剖析他们由家庭出身、文化素养、生活方式、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悲剧性格 ,揭示出俄国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有悲惨命运 ,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这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着跨时代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本文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几位“多余人”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总结出他们的不同之点,从而深刻论证了“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浅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贾宝玉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贵族青年知识分子 ,贾宝玉的性格是矛盾的。他既不能摆脱阶级和出身所给予他的束缚 ,却又对此感到厌恶和不满 ;他既不能与他所属的那个阶层同流合污 ,却又不能在另一个阶层———下层人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 ,他仅仅是走向衰落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多余人”。当然 ,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再论“多余人”

“多余人”是矛盾复杂的。构成其性格矛盾的深层原因 ,是俄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社会历史生活状况。细言之 ,即文化的冲突 (包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底层”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性与现代文化中的先进性的冲突 )、先进意识与阶级地位的冲突、历史使命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着重从文化冲突上探讨形成“多余人”二重性格的原因。     

“多余人”的复活——读苏联当代长篇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

这未必不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巧合。 一百五十年前,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他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成功地塑造了俄罗斯农奴制时代社会生活中的第一个“聪明而无用的人”——“多余人”的典型形象奥涅金。接着,俄罗斯的优秀作家们又创造了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其中较著名的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果戈理《死魂灵》中的玛尼罗夫、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一八六九年,俄国伟大小说家伊     

奥涅金与杜少卿的比较研究

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又无法融人人民,终日无所事事,也是一个“多余人”。他与奥涅金都产生于新旧文化剧烈冲突的时期,这证明“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与一个民族文化的嬗变密切相关,“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具有世界性;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家情感经历的投射,所以吴敬梓也是一位思想上的先觉者。同时,杜少卿与奥涅金又有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指出了艺术形象各自的民族性、时代性。     

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李小林俄国评论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①之后，“多余的人”成了俄国文学中一类典型形象的代名词。这...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不朽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当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自此,世界文学中逐渐出现了很多“多余人”和“类多余人”。过往对多余人的研究大部分过分强调其历史背景因素,这样的角度其实是缩小了这个形象的广泛性。试图从人性这个本质而永恒的角度去分析“多余人”形象,并把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放在一面镜子的两面进行审视,能帮助挖掘出这个形象的核心共性和真实内涵,对“多余人”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在盛唐求仕热潮中,孟浩然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当时儒道两种对立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孟浩然的文化心态和价值标准,使孟浩然具有一种儒者和隐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孟浩然既追求一定的社会功利又不以入世为首选目标的温和、拘谨的士人人格,也使他长期处于仕与隐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仕与隐的欲调和及二者事实上的难以调和,让孟浩然陷入了仕与隐的两难抉择中,进退维谷,从而成了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多余人”随着贵族革命运动的开始而出现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几经变换,继而又随着贵族革命的终结而销声匿迹。从文学和史学的双重角度多视角地分析和论述“多余人”的悲剧,同时,我们也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对他们及其时代有了一个本质的了解。     

是多余人,还是叛逆者?——贾宝玉与奥涅金比较研究

自从普希金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奥涅金这一“多余人”形象之后,在俄国文学中又出现了皮却林、罗亭、奥勃罗摩夫等一系列“多余人”艺术典型,构成了独具风采的人物画廊,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一个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自己民族文学的“多余     

“自我”的符码与戏码——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多余的人"作为一条明晰的主轴,贯穿瞿秋白一生的创作。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在瞿氏文章中有发展与演变。瞿秋白性格内具二律悖反特质的精神现象,为后来他所做的《多余的话》提供可相互佐证的基础。瞿秋白文章内存在多层次的自我符码与戏码。过往的瞿秋白研究虽亦谈论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但常偏重从中国文学文本、文化与政治角度出发来探讨,而忽略他对19世纪俄罗斯文艺遗产、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认知与认同,以致无法呈现跨文化文本的发展与痕迹。本论文藉由爬梳评论,并综合分析中、俄、英、日四方之过往文献,追源溯本。     

不同的时代相似的灵魂--"多余人""局外人"比较谈

“多余人”与“局外人”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在他们身上却具有相似与相异之处,具有比较的价 值。通过这两类形象的分析比较,对理解这两类形象以及产生他们的时代都会有积极的意义。     

俄罗斯女性与“多余人”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厦主要是由两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的,即“多余人”和“小人物”。每个民族的文学中几乎都出现过象维林(普希金《驿站长》中的人物)那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所以,唯有“多余人”才是俄国文学的“特产”。在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由奥尼金领头,走出了皮却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摩夫……这批“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贵族青年。他们用凝聚在自己身上的贵族才华、超凡脱俗的言语、还有不很漂亮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人间的喜剧和悲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文学中的主要正面形象就是由他们充当的。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论《无望的逃离》对“多余人”形象的传承和发展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尤里·波里亚科夫的代表作品《无望的逃离》是一部以中年知识分子巴士马科夫二十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为切入点,反映俄罗斯社会在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巨变和知识分子阶层心态裂变的当代小说。主人公巴士马科夫堪称俄罗斯当代"多余人",在对其"多余人"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双重创作手法,从而从人物性格和创作手法两方面完成了对19世纪俄国"多余人"这一重要社会情结的超越。     

边缘人——试评叶甫盖妮·奥涅金

叶甫盖妮·奥涅金是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在“他最心爱的作品”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妮·奥涅金》(又译《欧根·奥涅金》)里塑造的一个文学典型。也许是受“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关于多余人题材的讨论”的影响,许多评论家一直把奥涅金定位为“多余人”,对其性格分析也多采用“消极因素多于积极成分”(而这种积极成分往往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忽略不计)的观点。对之冠以诸如“自私麻木”、“冷漠”、“损人利己”等贬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