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夫的生态文学创作

哲夫作为新时期以来生态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其创作包括两类,一类是虚构体的黑色生态小说,另一类是纪实体的生态报告文学。前者以批判人类三大欲望为思想线索和总的主题,后者则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冷峻的写实主义笔法、可贵的人文情怀及突出的新闻文体特征。     

生态文明建设三题

今天,人与环境之间已基本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关系,它们一般以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人—境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要把人与环境作为一种人—境生态系统进行建设;二是要进行人—境生态系统的五层次生态文明建设:即生态—技术文明、物质—财富文明、制度—权力文明、精神—规范文明和生活—行为文明建设;三是要建设生态型政府,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系统论视域中的生态文明探析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并作为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建设要求。十八大将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位一体中的一维,这充分彰显了生态文明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从系统论视域思考生态文明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一方面有助于人们对生态文明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上建设生态文明更为自觉。     

身体、地方意识与生态批评

在生态批评的诞生过程中,身体概念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因为身体需要高度组织化了的环境,人才会珍视大地上的生态世界,文学才必须调和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任何身体都在宇宙中占据独一的空间,栖居于特定的地方。所以,生态批评总是蕴含着地方诗学。作为推动人类返乡的尝试,生态批评已经部分地敞开了身体、空间、地方的关系。为了守护所有生命的福祉,它应该更加坚定地回到身体和地方。     

论清代动物保护思想与实践

除了继承历史上有关理论和实践外,清人的动物保护理论和实践有其新的内容。他们认识到,人类嗜欲无穷,故动物保护甚为必要。政府和舆论相互配合,在动物保护方面,多所作为。他们既肯定支配乃至杀戮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动物的正当性,又明确地反对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杀戮和消费,在保护耕牛、禁止用毒药捕鱼等方面,力度尤大。许多知识分子,或倡导"戒杀放生",以此作为抑制对动物及其制品过度消费的一种方式;或以"动物临死含嗔",故肉食品有毒之说,来劝世人戒食肉;或明确反对以动物取乐,寓"动物权利"、"动物福利"思想。由于"戒杀放生"等劝阻人们食肉的言论缺乏足够的科学支持,因此这些言论的效果并不明显。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库恩

依据劳斯、库恩等人的文献,讨论了科学实践哲学中库恩的地位、作用影响。指出劳斯引用和根据库恩提出了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库恩关于作为范例的范式的观点,以及在范例中强调工具等具有地方性知识特性的观点,对于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观点——科学实践优位和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观的确立有明显的直接作用;比较了库恩1与库恩2,库恩1是劳斯备受推崇的提倡科学实践观的库恩,而库恩2是还带有表象主义色彩的库恩。     

报告文学创作中宏大的生态叙事——以徐刚生态文学作品为中心

徐刚作为我国新时期以来生态文学领域的代表性、标志性作家,其最主要的创作特点、创作成就及创作影响是独树一帜的宏大的生态叙事。徐刚宏大的生态叙事大体上由三方面构成,一是恢宏的的表现视野:题材多样知识广博,内容丰富多彩。徐刚笔下的生态叙事呈开放式网络状,密集繁复的架构形成恢宏壮观的系统。二是深邃的思想内涵: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来提出和思考问题,所以他的创作能够站在一个制高点上,进而升华出关于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深邃题旨。三是洒脱的文体文风:将诗和散文的写法引入报告文学写作中,汪洋恣肆、浑洒自如。在徐刚的笔下,诗歌写作的激情和哲理、散文写作的随意和不拘一格、报告文学写作的说理求实和看重数据资料,此三者奇妙地糅合在一起。     

饶宗颐的民间信仰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到饶宗颐先生及其学术著作的重要,并从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事专门性的研究,如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藏学、琴学等,为饶学的发展和研究开启了新的门径。涉及饶宗颐先生宗教学的民间信仰之评述,则仍未见。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其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字,越发体现出饶宗颐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之详明,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与贡献。     

简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国内学界对人道主义的界定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价值观与历史观。1845年前,马克思基于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双重层面承接了传统人道主义,1845年后马克思彻底认识到历史观层面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对之否定且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经过了中学和大学初期、黑格尔主义时期、"费尔巴哈派"时期、历史唯物主义时期,其人道主义价值观与传统人道主义具有根本区别:在理论上,表现为研究对象的具体性、理论基础的历史性和价值目标的全面性;在实践上,表现为马克思坚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价值的物质基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环节,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的自由实现的理想境界。一句话,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就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之中。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的创办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所得税的创办即为其中之一。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创办的经过、成功的原因、意义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阈转换

马克思哲学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哲学,历史发展的双重动力是阶级革命与生产力发展。当马克思哲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与发展"两大视阈应运而生。随着现实背景发生变换,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视阈实现了从革命到发展的历史转换并在中国产生巨大的时代回响。     

论伊德的科学技术文化观

梳理伊德的科学技术文化观,将有利于目前国内日渐兴起的科学技术文化哲学研究。在伊德看来,科学、技术都是扎根文化的产物,文化具有"土壤"的根本性。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文艺复兴前的技术性文化背景是重要条件之一,以往文化中的视觉主义偏好是重要条件之二,而西方扩张性的文化气质是重要的条件之三。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它们势必又将汇入文化的洪流,相互影响,形成多元互渗的文化发展模式。考古学证明,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正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其实只是欧洲人一厢情愿的幻想,任何迷恋欧洲中心论的想法和做法都将是狭隘、短视和固步自封的。     

红学学科之三大特征

作为一门专业学问,红学之学科特征,可从独立性、系统性与综合性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其中独立性是学科成立的内在依据;系统性是学科成熟的逻辑体现;综合性是学科格局的整体反映。三个方面相互依托、互为补充,共同彰显着这门中华专学的特殊风貌。     

外宣翻译:意识形态的较量

外宣翻译是以中国的事情为信息源,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为传播工具,以外国受众为信息宿或传播对象,以向外国宣传中国为目的的一种翻译实践,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别,外宣翻译有其特性,也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意义。本文拟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媒介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探讨翻译中原语意识形态和译语意识形态的较量,以期对外宣翻译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作者认为,外宣翻译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其结果是要么倾向于原语意识形态,要么倾向于译语意识形态。     

市场、社会与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概念在我国很晚才被提出来,这意味着社会被重新发现和理解。明确社会在哪里,这是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伴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社会问题和矛盾大量涌现,这为社会建设提供了一种理解思路。社会建设何以可能,不仅要以公平为原则,建立广覆盖、适度保障、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网络,更应当重建以家庭、职业、社区为单位,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共同体。     

朱熹《周礼》学研究

朱熹是南宋儒之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在很多领域对后之学者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朱熹的《周礼》观,对理解朱熹的礼学思想颇有参考价值,对学界关于《周礼》的争论也是种推动。     

人与计算机技术之矛盾走向生态的消解——基于《黑客帝国》的生态启示

计算机是人的思维延伸,以此为逻辑起点,从生态哲学角度对影片《黑客帝国》进行思考。通过人与具有人格化的计算机之间的种种矛盾之争,影片呈现出现实的人类世界、未来的计算机世界及人类世界与计算机世界共同存在的网络世界三个不同世界,具有很深的生态隐喻。此隐喻不仅对现今世界具有很深的警示意义,而且也对传统观念即只有人类才是世界唯一主体进行了颠覆。人与计算机技术之矛盾的生态消解是可行的,并且这种消解以人为主导,其未来走向必定是在各自的生态位达到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共生以实现协同进化。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以解释学的视角考察学术思潮的兴起,不难发现:一个学术局面的形成是与其所处时代和自身理论的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宋明理学也值得在这一理论维度中探究。唐宋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担当意识的思想形态,自觉地探寻时代精神,至宋而兴,形成了颇具自身理论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的复兴,是在疑经精神和学术多元趋势下的儒学再造。在从儒学至理学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其自身的兼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以及儒学在学术思潮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其自身的规律性以及与其所处时代的协调性。     

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

认清实质法治的意义、功能,抑制其作用的过度发挥,坚守形式法治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整体性文化,突出了辩证思维方式,使得根据法律思考的法治思维很难贯彻下去,法律的权威、明确性、稳定性、意义的固定性常在矛盾的思维中受到贬抑。同时来自西方的批判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流行,更加剧了法治思维方式的瓦解。对实质思维方式的坚持,导致了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的衰落,法治理论似乎有被瓦解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述与论证:形式法治是法治的脊梁,没有对形式法治的坚守,或者说在中国如果不补上形式法治这一课,根本就无法实现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形式法治需要法律方法的协助来完成各种使命,因而不能轻易否认形式法治对实现正义的功能。只有在坚守形式法治的前提下,实质法治才能发挥对社会调整的积极意义。     

论198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受主题学研究的启发,"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8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步入新时期而更具转型的意义。在充分联系1980年代新诗语境的前提下,从若干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8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