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法治思维与司法办案工作

法治思维是从思想层面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司法工作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运用法治思维创新办案模式、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对我国传统办案思维模式和制度架构的反思,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法治思维实现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笔者认为:一、要认清司法工作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二、学会用法治思维指导     

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强化高校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建设

当前开展高校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高校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现状表现为:对维权职责认识清晰、对维权所需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维权知识的运用技能有待提高、维权知识运用的自觉度不高;究其原因主要为高校普法学法机制未建立、教职工维权体系不健全、维权思维和方式较为人治化、维权能力提升的环境亟待改善。在外部环境短期不能有效改善的背景下,引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新时期从内部强化高校工会维权能力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其路径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培养促进维权知识的掌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提升维权知识的运用技能,以法治文化的形成提高维权知识运用的自觉程度。     

“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论法治研究的方式

国内法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亦非常重要.文章认为,法治研究在当代中国有三种方式,一是扬弃方式,通过重述或比较的方式研究西方法治理论;二是历史方式,研究法治理论在古代中西方世界的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历程;三是理论方式,从法治概念、标准、意义、路径、思维、理论体系等方面入手,建构立基于中国的法治理论体系.     

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

认清实质法治的意义、功能,抑制其作用的过度发挥,坚守形式法治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整体性文化,突出了辩证思维方式,使得根据法律思考的法治思维很难贯彻下去,法律的权威、明确性、稳定性、意义的固定性常在矛盾的思维中受到贬抑.同时来自西方的批判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流行,更加剧了法治思维方式的瓦解.对实质思维方式的坚持,导致了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的衰落,法治理论似乎有被瓦解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述与论证:形式法治是法治的脊梁,没有对形式法治的坚守,或者说在中国如果不补上形式法治这一课,根本就无法实现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形式法治需要法律方法的协助来完成各种使命,因而不能轻易否认形式法治对实现正义的功能.只有在坚守形式法治的前提下,实质法治才能发挥对社会调整的积极意义.     

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纠结与整合 ——兼及法治思维的实践转向

传统不是历史的文本,而是从过去发展到今天依然在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践元素。现代性法治的谋划存在于一个包含着重要传统元素的实践语境中,传统元素中的精华与糟粕都是现代性法治谋划不可逃离的文化语境。传统在现代性法治追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较量与博弈中,双方较量的结果并不是先定的,而是由实践中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正是在对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纠结与整合的考量中,法治思维实践转向的意义获得了明确的阐释。实践论的法治思维不仅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同时强调了偶然性及事件思维在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这是架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法治理论的重要维度。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类型取向

法治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声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由于我国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在建设法治类型上产生了分歧。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目标,推进法治化进程。     

WTO法治和中国法治的砥砺与互动

在中国加人 WTO“满九晋十”之际,以法治的视角认真回顾与反思中国的得失具有重要的 意义。随着国家之间的高度依赖与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国际法治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抉择。作为国际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WTO法治是国际法治的典例。和普遍意义上的法治一样, WTO法治也具有价值性与工具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之间的差异。WTO法治具备普 遍意义上法治的共性,但又与国内法治存在差异。WTO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法治体系的主要支柱,其视 野中的一系列“归零法”案件的来龙去脉折射出 WTO法治的面相。然而 WTO法治亦有限度, WTO法治的 完善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传统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故而有必要重塑主权概念。WTO法治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对中国法治进程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同时中国法治与 WTO法治之间相互砥砺并产生良性互 动亦非常重要:须积极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把握契机对中国法治推力进行 整合。     

对国际法治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国际法治释义、国际法与国际法治的关系、国际法治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和对国际法治现实作用的评价及对其未来作用的展望等几个方面的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国际法治进行了阐释,以期对现实国际社会的法治产生积极的影响。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论法治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法治政府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载体,既具有国际相关性,又具有国情特殊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政府的类型和功能——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会导致不同的政府结构和行政模式,而且会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成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以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和各国民主法治的正反经验为依据,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我国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有限行政、诚信行政、服务行政和责任行政的价值取向。     

论中国法治本体之认知方法与路径

如果以西方法治为参照,那么中国法治之背后亦应具有自己的本体。但何为中国法治的本体以及如何认知它,就是研究与实践中国法治所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法治的本体应该是中国的历史与传统,而这个本体既不是纯粹中国式的,也不是封闭的,应该是复合的。寻求中国法治不能局限于中西之争,也不能仅仅着眼于本土资源。探求的场域恐怕应该是现实中国与中国现实,寻绎的指向应是既有资源而不是本土资源,寻找的路径也应是主体指向而非客体指向。     

论责任政府的法理基础

责任政府已成为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和基本原则。现代责任政府理念的产生,与西方国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提倡的人民主权观念、法治理念和民主政治观念等主张密不可分。人民主权理论是责任政府的主体理论基础,主权在民理论是责任政府的范畴属性基础,法治理念是责任政府的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