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考论结合、建构新说：张锦池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三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譬如张锦池的《红楼梦》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对《红楼梦》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等深刻而系统的认识与价值评价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十二论》与《红楼梦考论》等。张锦池在红学研究中善于见人之所不能见,并提出新见解、新思路,考论结合、建构新说。     

蒙古族红学评点家哈斯宝的小说理论

十八世纪中叶,我国文学史上的巨著《红楼梦》问世了。“红学”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百年之后,涌现出蒙古族的红学评点家哈斯宝。哈斯定把《红楼梦》摘译为蒙文,并按照他所摘译的四十回本进行了评点,撰写了《序》、《读法》、《总录》①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流言家"与红学

在当前虚热的红学讨论中,一种以“秦学”命名的红学研究,正在危害着读者对于《红楼梦》这一古典名著的文学阅读,将《红楼梦》“宫廷秘史”化,正是鲁迅当年所批评的“流言家”式的研究。与这种流言家式的研究相配套,出现了许多邪说谬说,集中表现为对《红楼梦》原著的不尊重,对作者的不尊重,比如将作者修改过的人物形象重新“风月化”等,这严重损害了《红楼梦》阅读的文学意义。     

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

刘再复新出版的“红学四书”提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把《红楼梦》提升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贾宝玉的形象具有准释迦、准基督的精神气象,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而刘再复对《红楼梦》的认识,之所以能如此高屋建瓴,乃缘于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来源于他对《红楼梦》“不为点缀而为自救”之“灵魂的阅读”。这些对红学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极具启示意义。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也有进一步升华的余地,如果追求文、史、哲三才并重的境界。则会更上一层楼。     

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本文评述了近百年来“红学”概况，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始。鲁迅对《红楼梦》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５０年代初，由于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质素成分越来越微；后来衍变为“阶级斗争红学”等，于是“红学”扫地尽矣。社会群议对“红学界”印象是并不十分良好的，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鉴往知来，作者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过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     

我见其大、继往开来: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九

冯其庸新时期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论红楼梦思想》、《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解梦集》等著作之中。冯其庸认为红学需要深化研究,即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的曹雪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研究以及《红楼梦》重议评点派等方面体现了他文本深化研究的倡导。冯其庸由文献考证向文本研究拓展的学术实践不仅有益于优化《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也符合红学未来发展方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是冯其庸执著的为人和为学的信念,也足可为同道和后来者取法:红学发展之道路漫长,取经惟诚,人能弘道。     

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其中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是持论公正、用情最深、力图遵从原著的《红楼梦》评注本。蔡义江的红学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中,包括对曹雪芹的思想与《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艺术成就、《红楼梦》续书的成与败等方面深刻而系统的研究。     

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四

新时期红学三十年可谓成就斐然,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譬如吕启祥的红学观点和红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红楼梦寻味录》等研红著作,荟萃于《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之中。吕启祥的《红楼梦》研究以人物形象和艺术美研究为主,尤重体悟而能精微洞达。她对作品的体验、思辨和分析始终围绕着一个终极目的,即寻求艺术的真谛、人生的真味、精神的家园。     

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刘梦溪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二

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梦新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增订版)、《牡丹亭与红楼梦》等。刘梦溪的《红楼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两个阶段:一是《红楼梦新论》阶段,二是《红学》阶段。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尝试运用文艺学基本理论研究文学作品,为了这一实用目的,他选择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虽不免机械和狭隘,但研究格局很大;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二阶段,则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能够从学术出发,分流梳脉,评短论长,豁然贯通,视野更开阔了,思想更融通了。并且,刘梦溪的《红楼梦》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文化托命"的学术使命感。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的“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用动态文学观考察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

虽然审美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势所趋,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仍不断成为“热点”问题,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也颇有市场。只有从动态的文学观即文学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解读《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的地位这一独特视角,对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指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这一多角度研究,方是拓展《红楼梦》诠释维度的根本途径。     

走出“自传说”拘囿,开拓“李学”新境:皮述民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

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有《红楼梦考论集》《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等.由以上研究成果可知,皮述民乃新加坡与台湾地区红学领域卓有成绩、独树一帜之学人.皮述民一改过去将曹雪芹、脂砚斋、贾宝玉密切联系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砚、宝玉三位一体”的新认识,这是“翻案”所结出的果实.当然,皮述民最具新意的“翻案”还在于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李学”即打破红学谜关之学!     

纪念学报“百年红学”开栏五周年暨《百年红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008年3月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红楼梦学会和河南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纪念《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开栏五周年暨《百年红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学报“百年红学”栏目顾问张庆善，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查振科，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将军红学家”田永清等近20名来自北京、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红学研究中的泛娱乐化、非文学化、非学术化问题

红学研究中存在的单纯追求趣味化、泛娱乐化,对《红楼梦》解读的非文学作品化、神秘化以及红学文章(著述)的非学术化问题,已经超出了学术界,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低俗、庸俗、媚俗文化风气在红学领域的表现,是对《红楼梦》的普及和传承的干扰和背离。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讲是学术界(红学界)自身存在一些混乱理论没有得到很好地清理,背离了红学的宗旨。《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代表。正确地普及、传承《红楼梦》,正确地向外国人介绍《红楼梦》,这关系到正确地介绍中华文化的问题。我们对《红楼梦》要有敬畏之心,不能任意解构、糟蹋《红楼梦》。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红学研究需要平常心

对《红楼梦》研究的评价需要平常心态 ,在《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与“自传说”的出现是有传统思维及研究者心理作为依据的 ;今后的“红学”研究应以文本为主 ,同样需要平常心态 ,藉以感悟人生、增长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