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外非法自白规则的困境与对策——基于法理与法社会学的双重视阈

对以胁迫、诱惑、欺诈等刑讯外非法手段获取的自白,一方面是立法上的鲜明否定,另一方面却是实践中的时常宽容。这种悖反表明,刑讯外非法自白规则仅仅具有法理正当性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是对我国政治、传统文化、社会心理及民族习惯等因素的适当回应。只有整合出契合实际而又具有适度超越性的刑讯外非法自白规则,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其他法律机制乃至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现状。     

理论和实证之间:传统社会私人交易治理机制演进的比较经济史考察——以格雷夫经济史理论评析为中心

与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史学者注重研究正式制度的结构及其变迁不同,格雷夫经济史理论的特色是运用经典博弈论和声誉机制,从历史的、内生的、比较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文化、信念、行为、组织等"私序",以及非正式制度对北非和欧洲传统社会中的交易治理、产权保护、市场拓展的作用。沿着格雷夫理论和"东西方制度分流"的研究视角,对日本和中国进行比较经济史考察,结果发现日本传统社会中的私人交易治理机制发展较为充分,而中国则由于较为特殊的社会文化信念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结构,导致了私人交易治理机制发展的停滞。     

社会治理的“中间领域”:以社会组织为考察对象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应对动态、多元和复杂环境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治理都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的结果。政府主导的基础领域、市场主导的顶层领域和社会主导的中间领域,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三大类领域。社会组织的主导性参与,是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最明显的特征。就中国而言,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间领域的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要有基本化、专业化和协作化三种类型。社会组织对城市空间治理的参与,是中国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新的实践探索,具有专业性、参与性和志愿性的特征。     

清代书院文学教育制度述论——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考察对象

在清代各种书院类型中,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代表的博习经史词章类书院,体现了清代学风和学术思想的特色,因而研究清代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考察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突出的典型性.两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办学宗旨上明确推崇纯正高雅的古体诗词文赋;二,在文学教育实施过程中,两书院的考课制度最为完善和严密;三,学生自学、教师讲授、师生讨论,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根本有效的教育方式;四,雅集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符合丈人习性的一种教育方式.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社会合法性建构：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D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以闽南D村的移风易俗经验为切口,探讨正式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政社互动下的公意认证、知识融合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激励下的行为动力构建了规则的社会合法性,使得输入性规则获得社会认可,形塑了新的社会规范,避免了规则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制度输入为切口的社会秩序重塑是国家力量进一步下沉的重要方式,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内容。     

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     

清代社会控制机制的立法考察--以基层社会聚众案件为中心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清代对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立法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官员们在审讯量刑过程中,能够直接按例套用,迅速做出判决,及时处理案件,惩治涉案人员。各类聚众案件中,既有因官员行为不端、激变成大案者,也有因地方官办理不善、拖延成重案者,种种流弊若不力为防禁,于吏治民生关系甚大。因而,清朝统治者采取官民同治、官役同治的方法,设置严厉的官员处分制度,这也是其社会控制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论清代诗学思想的建构——以清代四大诗学流派为主要考察对象

清代的诗学理论成绩斐然,可视为一代之文学。清代诗学避免了明代的复古与门户之见,在复古的格调与抒发性情之间找到了平衡的支点,站在时代发展的新语境,提出了诗学指南。清代主要诗学流派的诗论融汇、提升了传统的审美范畴,扩展了传统诗论命题的内涵,使传统的命题更具包容性和文学性,诗论显示出完美、自足的特性。在对历史的沉思中,清代诗论更具辩证性,在古今、复变、传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较前代更有历史视野,避免了前代诗论的覆辙。     

乡村社会治理中民俗文化的融入探讨——以广西中越边境民族乡村为考察对象

民族乡村社会的特殊文化背景及现实,使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适当融入其内生的民俗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民族乡村应巧妙借力节庆民俗活动履行治理职责,升华乡规民约助推治理效能,重塑民俗价值消解治理困境,打造民俗精品服务乡村生活。只有以治理推进民俗文化发展,发展的民俗文化才能以新的姿态推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宣传动员机制与实践策略——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其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如何将宣传动员和专项治理实现有效整合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建构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宣传动员类型和实践策略:通过政治动员实现压力传导;借助社会动员形成共识;通过共意动员建立共同体;依托行动动员实现资源聚集。本文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动员作为案例,阐释了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在有效动员与避免社会失序、内部动员与外部动员等不同议题之间实现策略性平衡,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在示范、刺激和信任的多重机制约束下达成治理预期。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复合协同,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杭州上城区社会治理模式从创新理念着手,建构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新体制,推进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项目型、行业型、整体性协同建构起社会化协同网络,在复合治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其仍应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     

司法惩戒、制度保障与源头治理——新形势下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完善研究

预防和惩治高校腐败,关系科教兴国和民族复兴。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应当进一步完善:在惩处上,及时查处高校腐败案件,提高侦破概率,增强惩罚力度,剥夺非法利益,从而警诫潜在的行为人,达致"不敢腐";在制度上,力争消除现存制度弊端,健全权责一致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相关的教育法律制度,进而建章立制,实现"不能腐";在思想上,抵制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巩固思想教育的基础地位,以纪律和法律为重点、以师德教育为突破口来开展腐败治理的主题学习,因而提升抵制腐败的综合素质,达到"不想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