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同时也面临着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信任对社会交往方式有一定的依赖性。在市场经济社会 ,传统的人格信任必然向现代的系统信任转变。重建中国社会的社会信用系统 ,应确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性 ,规范政府行为 ,建立社会信用制度。     

反思非典时期的信任危机

非典时期中国社会曾经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主要源于社会信任机制本身的巨大缺陷。具体而言,主要是指系统信任中专家、政府、传媒三大系统信任机制公信力的缺失,由此导致公民之间、公众与传媒、专家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等出现了一系列的信任危机。     

论社会建设中的信任机制问题

社会建设是近年来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应对问题矛盾丛生的社会现状而提出来的战略举措,而信任危机则成为了制约社会建设的重大现实因素。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三大视角即实证主义视角、解释主义视角、批判主义视角及其衍化过程渗透着信任机制。受传统社会建设内容、西方社会建设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建设理论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具有本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并且与现代信任机制存在耦合与关联效应。信任机制通过社会资本运作、契约法治规范、公共性困境破解等正向作用于社会建设。依照中国发展现实,社会建设和信任体系建立需要依赖公共权力,另外,社会、公众的协同参与也必不可少。     

马克思的信任异化观及其启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信任异化观”,认为信任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资本主义信任异化是资本主义深刻的信任危机,资本主义信任异化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公正。因此,克服资本主义信任异化的根本途径是对于信任异化的扬弃,建立共产主义信任。马克思的“信任异化观”,不仅深化了其异化理论,而且也为我们深刻而全面地理解信任基础、建构信任危机理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状况与特征——一项实证研究

全国大样本分层抽样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显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低信任水平,并且对未来社会信任的预期比较悲观。信任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民众对政府信任程度最高,对消费信任和符号与专家系统信任程度最低;人际信任依然以关系为纽带;制度信任尚未完善,还不能替代人际信任成为社会信任的基石;消费信任是社会信任最敏感的传感器,消费信任危机是导致社会信任崩塌的直接原因;政府信任是重树社会信任的关键;符号与专家体系的信任是建立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社会信任:幸福感的精神生活图景

当前信任危机日渐演化成普遍社会心理,侵蚀社会机体的健康。信任具有道德理性、法治理性和社会资本的三维价值,是关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重建社会信任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针,是社会公众精神生活幸福感的美好图景。     

关于信任资源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由于长期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了资源、人口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不仅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信现象,在社会领域也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增进相互信任和建构和谐社会应遵循以下创新路径:一是弘扬中国传统信任文化;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发展的系统信任体系;三是用法律制度保障系统信任的发展效果;四是强化信任价值观的公民教育和舆论宣传.     

信任模式研究综述

信任无论是作为社会资本还是一种软的文化力量,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都不容置疑。各家学者都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秘信任,信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它是受社会环境形塑的"社会事实",因而不同社会就有相应的信任模式。而作为一种类型分析概念,信任由于受社会环境、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的差异造成模式划分的众说纷纭,但无论是从信任基础和维度视角的静态类型划分,还是从信任程度和发展过程作动态体察,中外信任模式研究总体上体现了"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存,以及模式研究预设的实践性和理论演绎性特征。通过信任模式研究文献梳理,为消弭社会转型期中国信任危机提供理论指导,并试图挖掘有生命力的信任模式。     

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何以产生 ——基于政治信任形成及演化机制的分析

中国的政治信任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纵向分布上表现出"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地方政府就成为了我国政治信任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基于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形成的基本政治信任相对稳定,但地方政府面对的具体事件中的政治信任往往会因事件的发展而经历快速的变迁,若公众在接受即时信息并综合过往经验进行判断后的结果是信任水平的持续下跌,地方政府便可能遭遇由标志性突发事件引起的信任危机,较为典型的就包括安徽池州的群体性事件和新冠疫情的舆情危机。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地方政府考虑如何预防和解决信任危机。     

信任问题——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来阐述社会信任问题,第一部分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性测量指标,一个社会的信任度高低决定了它的社会资本的多少;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中国的信任问题,一些学者和社会观察家分别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的信任问题,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及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第三部分探讨社会资本和信任如何可能的问题。就笔者目前的研究进展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从社会和政府两方面双管齐下,来创造和维持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     

当前社会信任危机问题与信任重构

中国当前的社会信任度存在持续发展的障碍.产生不信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传统欠缺法治精神;宗法伦理从无原则的孝推出无原则的义,进而推出无原则的信;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中缺乏相应的人文构建,传统中国社会共同体的变迁等.当前,社会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信任危机已经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从制度建设、人文关怀、法治基础等方面入手加以改进.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信任重建的现代性考察

文章从社会哲学的维度出发,考察现代性过程中的信任重建.文章认为,重建信任不应只是提出简单的对应性策略,而要在深入分析信任重建的可能性及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上升到制度、文化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任危机,并进而找到重建信任的根本有效性路径,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信任体系,以此推动人、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重构社会和政治信任——以前苏联兴亡为借鉴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前苏联的兴衰已经成为历史,前苏联的梦也已经落下帷幕。今天,在中国崛起话语中的"中国梦"承载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未来中国的期望,一如当时雄心勃勃的前苏联。然而,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信任危机却为中国梦的实现笼上一层阴影。如何重构公民对于社会和政治的信任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当务之急。     

乳制品安全事故:“信任品”的信任危机

近年频发的乳制品安全事故已经引发消费者对乳制品质量安全的信任危机.文章从乳制品具有"信任品"特征的角度,分析了信任危机背后的市场失灵和监管失效因素,进而探讨了商业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信任重建的角度,提出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完善质量标准体系,改善产品信息不对称性和推进奶源组织模式的改革是改善我国乳制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可行对策.     

信任与风险社会——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

信任作为一种被社会关注的现象是现代性的产物.随着工业社会与现代化的来临.人类对自身的生活方式感到了焦虑与不安.经验和熟悉不再是信任的保证.于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对社会形态的分类中看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套信任制度来保障人类的安全,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论述.但一种社会能否建立起一套现代信任机制涉及到该社会的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在于家庭生活,它限制了社会信任的范围.而当今中国经济的单面发展.非但没有建立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反而其传统根基也受到动摇,这是中国信任危机的根源.     

中国政治信任水平测度指标及现状

公民政治信任水平对政府合法性的强化、民主政治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综合考察,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信任的水平处于匮乏状态.然而,匮乏不等于危机,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证的角度,政治信任危机的说法都不成立.     

快速转型时期的信任缺失与社会矛盾

由于社会的加速转型,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信任缺失的现象,而社会信任的缺失直接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只有通过重建社会信任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存的诸多社会矛盾。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