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墨辩》“辩”的谬误

中国人是谬误分析的先行者。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墨家的《墨辩》（《墨子》中的《墨经》四篇和《小取》、《大取》的总称）就全面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名、辞、说或辩说（辟、侔、援、推）等论说方式中的各种谬误。它不仅构成了墨家辩学体系的谬误理论,而且也是中国古代谬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进行谬误分析的先行者。今天我们重新解读墨家《墨辩》“辩”的谬误论,对于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批判性思维智慧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的感性活动视域中的“有”“无”之辩

"有"无"之辩是中国哲学中持续不息的主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也深入地讨论了"有"无"问题。从"人的感性活动"角度看,"有"无"及其相互转化涉及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境况、社会化程度的提升和社会空间的扩展、自觉程度的提高、历史传承和历史连续性的加强、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和观念引导,涉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阈和诠释学维度及其意义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辩"肇端于中国哲学范式原创性建构的先秦时期或中国"哲学的突破"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以社会治乱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以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的确立为基础.以"言道悖论"的发现为滥觞,既涉及对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基本内涵的理解问题,又涉及"道"与"物"、"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既涉及所得之"道"能否言说和应当如何言说的问题,更涉及究竟如何对待这些关于"道"的言说的问题.而如果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是老子作为中国哲学之父的内在根据的话,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形上追思和理论回答,则不仅构成了<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阚和诠释学维度:形而上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言不尽意论"对现象性日常生活层面上的"言尽意论"的解构和本体诠释学意义上的"得意忘言论"对"言道悖论"的超越;而且决定了<庄子>"言意之辩"的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对“辩”与“真理明”关系认识

真理越辩越明是人们使用较多思考较少的一个命题,不少人对“辩”与“真理明” 间的关系缺乏清晰深刻的认识.从逻辑学的角度,“辩” 不是使“真理明” 的充分条件,而只是使“真理明” 的必要条件.     

《庄子》与墨家

<庄子>中有多处对墨家的理论和行为给予了批评.而墨家在<墨经>中也对庄子给予了反驳.两千多年前庄子与墨家的这场争论与他们的学术取向的差异是分不开的.庄学作为境界型的内圣之学,注重的是人生心灵自由的追求,而作为知性形态的墨学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它体现出的工具理性精神正是庄子最为反对的.因此,墨家与庄子之争归根结底与他们的学术兴趣分不开.     

近代以来的“墨辩”研究与墨学复兴

秦汉以后长期“中绝”的墨学,曾在近代迎来一次小的复兴。墨学之近代复兴由毕沅、王引之、孙诒让等人对《墨子》文本的校勘、注释而开启,经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人对墨家思想的研究与分析而形成浪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墨学的复兴浪潮中,最为引人注目者,并非墨子本人所阐发的“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而是后期墨学所归纳的“墨辩”的逻辑、论辩思想。将逻辑的概念、规律、理论、方法与现实的政治、道德、社会、生活相系,从而寻求价值与逻辑之间的动态平衡,可说是“墨辩”逻辑的思想特质,亦可说是“墨辩”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的最大不同。     

论“濠梁之辩”的智慧

"濠梁之辩"包含了丰富的论辩方法和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一段论辩。庄子逍遥无为的齐物论思想,惠子带有辩证因素的理性认知都体现在"濠梁之辩"中,先哲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以"濠梁之辩"为切入点,对先哲思想进行探究,挖掘先哲的智慧对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价值。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科学地回答了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信念立场、精神状态和方法思路问题,是中华民族实现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的政治基础、精神要求和措施保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原则,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所决定的。它要求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封闭僵化、停滞不前,而要解放思想,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不动摇;不能改旗易帜、摇摆不定,而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不能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而要走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之路,积极稳妥地进行;不能盲目排外、来回折腾,而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     

朱陆之辩的缘由

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是非恩怨,是中国思想史绵延数百年的大公案.本文试图解释,他们的思想分歧越演越烈,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争夺道统继承权的产物.这一假设不仅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势推断的结果,而且也有证据支持.其中的关键证据就是,当朱熹听完陆九渊的一次学术演讲之后,居然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冷汗直冒.另外,我们还运用社会生物学的成果来探察朱熹和陆九渊的人格结构,从而认为两人的个性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分歧.     

从《齐物论》一文看庄子之“辩”

《庄子》是研究道家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庄子》之中,又以《齐物论》篇为其哲学思想的精华。《齐物论》中庄子认为,辩论的起因,皆由于人们"自是而非他"。"自是而非他"的起因,又是因为辩论的人在其自觉理由下的不自觉的成心、成见、嗜好及情识,这才是人自是而非他的真正理由之所在。但人在辩论中并不称其为理由,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争辩各方沉溺于是非争执的漩涡,就好似一群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猴子一样,以至于劳形累心,精神疲困,却不知所争毫无意义……"辩无胜"。争辩的最高境界其实是"大辩无言",因而不如"和之以天倪"……即顺任事物本然的状态,而不加以主观意念的分别。如此,精神不为劳形累心的争辩所困蔽,而从局限性的对待中超拔而出,遨游于无穷之境。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同与不同的悖论及其它——《庄子·齐物论》“辩”说刍论

《齐物论》的辩说在庄子的思想中是达成以辩止辩、以不齐为齐的有效手段。但庄周并未严格遵守辩说的内在逻辑,且有意忽视了“同”与“不同”在辩论中的对等地位。近代以来的《齐物论》接受史在推进理解深化的同时,以“齐物”论为解读焦点及解读话语上的诗性偏好,也暴露了中国学人轻逻辑推理重个体感悟的思维特点,“接着讲”的学术意识与当下之...     

“遯世无闷”与“人不知不愠”——儒者人格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易传》的"遯世无闷"说,强调"君子"不为外物左右,转世而不为世转的人格独立性,着重就君子所处穷迫困厄的非常情势以言君子人格之特征及其养成之途径,突出了君子独立人格表现的境域性特点。《易传》所谓的"隐遯",非一般隐士之隐逸,其藉此所表述的君子出入、进退之道,体现了一种乾乾精进,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论语》之言君子"人不知而不愠",则是从常态的角度着眼。《论语》提出"下学而上达"这一培养君子独立人格的途径,揭示出儒家君子人格一个重要的特征:独与通的内在统一。最高的知必为独得于心的"独知","独知"才能达天人相通,具有充分而完全的敞开性。这样一种君子的人格成就,虽"独"而不碍其为"通",虽特立独行,却并不孤独。人不知而不愠,不怨不尤,遯世无闷,"唯圣者能之",正是人生修养所至最高境界的表现。《易传》"遯世无闷"与《论语》"人不知不愠"说相互参证,可使我们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有更为切实的了解。     

天人之辩:《庄子》哲学再诠释(上)

通过反对“以物易性”即人的物化,《庄子》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合乎人性或人性化的存在的问题,蕴含着对人自身之“在”的关切。在何为合乎人性的存在以及如何达到合乎人性的存在等问题上,《庄子》展示了其在天人之辩上的另一面。对《庄子》而言,人性化的存在,以同于“天”为其实质内涵;与此相应,走向人性化存在的途径,主要便表现为循乎天道而回归自然。这里既有化“人”为“天”(形成第二自然)、走向实践智慧的一面,又内含着对自在及自发形态的肯定。其中交错着确认目的性(对人性化存在的向往)与悬置目的性(疏离名利以及广义的文明化追求)、天道与人道、自然与当然之紧张。     

天人之辩:《庄子》哲学再诠释(下)

通过反对“以物易性”即人的物化,《庄子》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合乎人性或人性化的存在的问题,蕴含着对人自身之“在”的关切。在何为合乎人性的存在以及如何达到合乎人性的存在等问题上,《庄子》展示了其在天人之辩上的另一面。对《庄子》而言,人性化的存在,以同于“天”为其实质内涵;与此相应,走向人性化存在的途径,主要便表现为循乎天道而回归自然。这里既有化“人”为“天”(形成第二自然)、走向实践智慧的一面,又内含着对自在及自发形态的肯定。其中交错着确认目的性(对人性化存在的向往)与悬置目的性(疏离名利以及广义的文明化追求)、天道与人道、自然与当然之紧张。     

“道”、“有”、“无”源流考辨

从字源上考察,"道"原初内涵为道路,后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道"的概念、范畴群,并在哲学层面有了天道与人道之关联。"有"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有"意识之诞生最早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是为持有、拥有,后发展为存在、存有。"无"意识之出现晚于"有","无"在字形与义理上均与"亡"、"無"、"舞"有密切联系,"无"之本义是指事物或现象"没有"或"不存在"。从字形与意旨两方面剖析"道"、"有"、"无",显示出它们在源头上就具有密切关联性。     

“鱼乐之辩”的心灵哲学解读

他心知问题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论研究领域,它探讨的主要是“我”以外的他心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以及如何得到关于他心知的问题。在我国,庄子与惠施关于“鱼乐”问题的争辩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他心知问题的典型代表,二者的争论不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了他心知问题,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可知论与怀疑论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从西方心灵哲学的角度深入挖掘“鱼乐之辩”中隐含的丰富的他心知问题的思想,对填补中国哲学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空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学术界常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来描述近代中国主要思潮,实际上这种来自西方的描述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近代。中国近代思潮经历了以常变之争为主轴到以主义之辩为主轴的演变。在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文明变迁上保守主义、调适主义、激进主义的历时态推进;在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的共时态竞合。而在行为手段方面,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则贯穿前后。这三种情况下所显示的保守与激进,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墨辩对谬误的研究

墨辩是我国逻辑史上最光辉灿烂的典范,是我国古代辩者思想的集大成,也是在对先秦诸子学说的批判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坚持求真的逻辑原则、求胜的论辩宗旨,在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竖起了反对谬误和诡辩的旗帜,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类推谬误论